白癜风能否治好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170807/5602607.html来源：私人史一
我是在解放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在羊城晚报《花地》当编辑，后来又调到萧殷同志领导下的《作品》编辑部当编辑，我还是省委直属机关的先进工作者，但文化大革命一来，就被关进牛棚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进牛棚，怎样成为被专*对象的。
年9月的一天，作家协会造反派通知我到二沙岛省体委训练基地参加广东省文艺系统集训队的集训。来人还叮嘱我要带齐被铺水桶及生活用品，要住在那里的，要我一定参加，不能请假。第二天，我按照通知，背着被铺提着铁桶等物，来到二沙岛报到。原来偌大的二沙岛是省体委训练中心，现在却成为文艺系统集训队场所了。岛内的各个场馆，已分给省文艺系统的省歌舞团、省话剧团、省文化局、省图书馆、省作协、音协、美协、剧协、省体委以及珠影等各个文艺单位了。我找到省作协住地报了到。但他们不把我分到革命群众那里，而分到只有几个人（后来才知道是受审查对象）的小组里。我们几个人列入另册，没有资格当革命群众。小组派有*宣、工宣来“指导”学习，实际是来监视我们。
这时候，各个单位在体育馆里，在球场里，在树荫下，处处拉起横额大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批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个单位都拉着自己单位的领导，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召开批斗大会。那些拿笔不会写文章，抓枪不会打仗的所谓造反派，在批斗大会上挥拳踢脚，声嘶力竭地拼命高呼口号。这时，整个二沙岛都变成批斗的战场，充满了浓浊的火药味，使人透不过气来。
我们作协批斗欧阳山、周钢鸣时，我们几个受审查的都要参加。因我们是审查对象，不是革命群众，所以只能靠边站接受教育，没有发言权。当时我看到欧阳山同志、周钢鸣同志等，都被戴上纸糊的高帽，被拉到台上批斗，我心里着实难过。当时我的简单想法是：他们革命几十年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批斗他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耻辱！特别使人不解的是：冲到他们跟前批斗最积极的所谓造反派，竟是他们当领导时培养起来的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造反派的确很凶狠，批斗时他们不仅动口，还要动手。强行要欧阳山低头，甚至坐飞机等等，做出侮辱人格的动作。我们坐在革命群众的后面，也唯心地举拳跟着革命群众喊口号。如果你不举拳喊口号，就说你同情走资派，甚至把你揪出来批斗！在那颠倒的年月，颠倒的事无处不有！
这时，我开始感觉到这个所谓集训队，实际就是审查批斗干部的甄别队。当时是*管时期，是广州*管会主任*永胜“审查广东地下*”，批斗老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进入二沙岛后，就有人人自危、厄运难逃的感觉。我也预感到总有一天，这种厄运会落到自己头上。果然，过了两天的一个下午，全作协革命群众到大树下集合，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了我。事前*宣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我想，自己解放前读书，解放初期在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我没干过什么坏事，我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呢？
当作协的群众批斗大会布置定当后，*宣、工宣和造反派就押着我来到会场。会场上高呼打倒我的口号，震耳欲聋。
斗争大会开始，一男一女造反派冲到我面前，用手将我的头往下压并高叫道：“低头！低头！……”跟着一个造反派就“揭发”我的三大“罪状”：第一，我和张磊（省社科院院长、我的北京大学同学）、林毓豪（广州市雕塑院雕塑家，省劳动模范）等办了《一月风暴》小报，攻击广州*区司令员*永胜，反*……第二，在羊城晚报《花地》当编辑时，连载了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苦斗》大*草，故意放*……第三，解放前参加三青团，是三青团骨干……
我一听才明白，对立面造反派原来拉我批斗就是这么回事。造反派所“揭发”的根本不是事实，胡编乱造，无限上纲。我知道自己没有问题，于是就在大会上进行反击。我在大会上公开反驳说：我是和张磊等办了《一月风暴》小报，但没有反*……第二，我作为《花地》编辑，作为工作需要连载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是正常的，不是故意放*。第三，我在解放前15岁（年）在家乡读中学时集体参加三青团，填了表后没有活动，我没有被委派担任三青团任何职务。我的历史在肃反时已作了结论的，萧殷同志可以证明。
这时，一位造反派跳出来说：萧殷是反动学术权威，你是他的狗腿，他包庇了你……我立即进行反驳说，萧殷包庇我要拿出事实来，不要扣帽子。
我在大会上，对造反派的所谓“揭发”，一一作了反驳，驳得他们无“罪行”可揭了。于是造反派就只好拼命喊口号，要打倒我。斗了一个下午，我拒不交代，决不认错。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错。于是造反派认为我顽固，不交代问题，要立案审查。这是他们事前已部署好了的，最后就宣布我为“专*对象”，把我送进牛棚。当我去牛棚时，因为我个子高大，就派了两个造反派一左一右地一手抓我的手，一手叉着我的脖子，把我押送到关押“专*对象”的牛棚里去。
当我被押进牛棚时，那些“专*对象”们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我。我环视了一下这个牛棚，不到百米住着几十人，大家都睡在地板上。其中许多都是文艺界我认识的老领导，如李门、*新波、周钢鸣等等。我负责编《花地》副刊时，我是经常上门向他们组稿的，已经成为好朋友了。现在，他们看见我被造反派关进来，都以惊疑和同情的目光望着我，都主动让出铺位，让我坐在他们的身边。
当时，所谓文艺系统集训队，就是*永胜迫害广东文艺界的罪恶措施。是*永胜挑动群众斗群众，因此使整个二沙岛充满了无情斗争的气氛，令人窒息！但是在牛棚里，在这几十米的空间，这批被称为“牛*蛇神”的文艺界老同志，给予我同志的温暖和关心，这是使我永远难忘的！二
自从我被打成“专*对象”，关进牛棚后，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大女儿王琪的第16中学也知道了。她当时正在16中念初一，由于成绩好，同学关系好，被同学们推选为班干部。可是因为我是“专*对象”，她就成为黑七类，她的班干也被免了。
那天上午，班主任在课堂上突然宣布：“王琪不能当班干了。”同学们一听，都感到愕然，有的同学不理解，问班主任道：“王琪工作挺积极，又没犯错误，为什么她不能当班干呢？”起初班主任不说，但看到许多同学都向他提问，他就不得不说了：“因为王琪的爸爸是专*对象。”
哦！但同学们都不理解什么叫“专*对象”，他们都为王琪不能当班干而惋惜。王琪心里也非常难过，心想：爸爸一直在报社工作，从未犯过错误，而且是省直机关的先进工作者，报社共青团支部书记。他怎会是专*对象呢？什么是专*对象呢？放学后王琪回到家里，闷闷不乐。吃饭时她问妈妈说：“妈妈，什么是专*对象？”
我爱人一听，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王琪提这个问题？她再看看女儿的脸色表情，似乎有什么心事。于是她问女儿说：“你怎么提这个问题呢？”王琪难过地说：“我们班主任说爸爸是专*对象，我是班干也给撤了。”说着说着，女儿掉下了眼泪。
我爱人听了，心里也很难过，但她知道丈夫没干过什么错事，绝对不是专*对象。为了不让孩子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伤痕，于是她就开导地安慰女儿说：“爸爸不是专*对象，人家说什么不去理它，班干不当也罢了，自己用功读书就是了。”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位为人师表的班主任因知道我被打成所谓“专*对象”，竟然也把我读初一的女儿列为黑七类了。之后，这位班主任带领班上同学到广州氮肥厂义务劳动，挑大石块。他就把王琪列为黑七类，比红五类要挑得多挑得更重。王琪那年才13岁，身体瘦弱，在酷热的暑天，挑着重重的大石，从远处挑到车间，负荷已超过她的承受力几倍了，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也许这位班主任认为，给予艰苦的劳动改造，才能使这些黑七类的子弟脱胎换骨吧。
王琪对班主任叫她是黑七类很不理解，甚至反感。因为她奶奶经常给她讲家史，说我们家祖宗在粤西山区，祖父母无田无地，是靠租地主的田地种菜卖和给地主挑大粪为生的。祖父母是这样艰苦地将父亲、叔叔们养大的。家里是被剥削的。父母亲是解放后参加工作，是革命干部。王琪本人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凭什么说是黑七类呢？王琪自幼就懂事，认为父母是革命干部，要为家庭争气。于是她咬着牙关，在大热暑天的情况下，继续挑大石突然，扑地一声，王琪倒在工地上不省人事……立即，同学们叫来老师，把她送出广州，医院。但从此她就得了慢性肾病后遗症。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女儿，连累了女儿。幸好，她很勤奋争气，自学成才，八十年代末她到美国留学，去开创了自己的新天地了。三
在二沙岛的省文艺系统集训队，我们被关进牛棚批斗了两个多月。到年11月，上级指示省文艺系统集训队，搬去英德县横石塘劳改场。这个劳改场是女犯劳改场，现已将这些女犯迁移到别处，就由省文艺系统集队进驻。劳改场仍是劳改场，起到劳改的作用，只不过现在由这些所谓“走资派”、“学术权威”和知识分子代替这些女犯人罢了。
当时进驻该劳改场的有省文化局、省作协、剧协、省歌、省话、省体委和珠影等共9个单位，编成9个连队，分别住进原来的女劳改场里。省作协和省文化局单位组成第一连。各连队如果住房不够就搭竹棚补充。
我们的“专*对象”队去英德时，另外编成特别队，由*宣、工宣和造反派押送去的。我们在广州大沙头广九车站乘火车到英德河头站下车，然后过河，再步行入横石塘。也许怕我们在途中逃跑或发生别的意外，因此每当我们上下车时，*宣、工宣严加戒备，规定几条不准：不准与外面谈话；不准离开队列；不准简直同押犯人一样，只是我们少了手铐而已。
我们到了英德横石塘劳改场后，被安排住在离连部较远的大草棚，不准与任何人谈话，就是在牛棚里，也不许互相谈话，不准给家里写信，行动受到限制，就是去饭堂打饭都要排着队去，排着队回。当时住在牛棚里的有欧阳山、周钢鸣、李门、陈残云等20余人。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如果全集训队召开批斗大会，我们也列队去参加，排在革命群众的后面，接受教育。当时每个革命群众都有个忠字牌，习惯在工间操时，跳忠字舞。这是革命群众才有的。我们被叫做“牛*蛇神”的，固然没资格跳忠字舞，就连忠字牌也没资格拿了。其实不拿这个忠字牌倒也安乐，拿着这个牌弄虚作假，装腔作势，我们都感到恶心！
就在我们被押到英德横石塘劳改场的前后，广州*管会主任*永胜，得到江青的指示和支持，在广州私设“审理广东地下*”专案组（代号为广州*区专案组）。由*永胜亲自挂帅，并从*队中抽一批干部，设立广州*区31号办公室，召开全省的专门会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审理广东地下*问题”，对广东广大的老干部进行迫害。于是，在年元旦过后不久，我们这支“专*对象”队（其中大部分是“广东地下*”的老同志），又从英德横石塘劳改场，由*宣、工宣押回广州珠影去进行专案审查和批斗。
我不是“广东地下*”的老干部，可由于某些人的打击报复，以我拒不交代问题为由，把我和欧阳山、周钢鸣、陈残云、李门、苏怡、从延安回来的章旋和粤剧界红线女等，一齐押回珠影接受专案审查和批斗。当时文革期间珠影早已停止拍片生产了。厂里空出许多房间，我们被安排住进去。我同欧阳山同志住一个房间。他很注意关心别人，知道自己打呼噜很响，就盘腿坐在床上，抽烟，等我入睡了，他才睡下。这样我睡着了，就不会受他打呼噜的困扰。
在这支“牛”队里，我是最年轻的，当了这个队的“牛班长”。其实，我这个班长，主要是给这些老同志做些义务工作。比如他们的头发长了，我们“牛”队不许到外面理发，我就向*宣、工宣借个推子和一把剪子，给他们理发。我本不会理发的，为了给这些老同志理发，使他们看上去精神一些，就逼着自己学。慢慢地我就掌握了这门技术。当我给他们理好发，拿一面小镜子让他自己看时，他们高兴地摸摸理好的头，说：“很好呀，这和广州有名的‘一乐也’理发店理的可以媲美！”
我和欧阳山住在一起。在他开始写《三家巷》时，我当时是在羊城晚报《花地》当编辑，当时领导叫我负责向他组稿。那时他住在他爱人的竹丝岗中山医学院宿舍，我天天去向他索稿。他写完一章，我就去拿一章回来在《花地》连载，《三家巷》和《苦斗》长篇小说，就是先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连载后，才在出版社出书的。
林彪、四人帮对欧阳山同志的*治陷害，首先是在报刊上批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开始的，接着又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说《三家巷》是路线错误。于是一时间在全国掀起批判《三家巷》、《苦斗》的热潮。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共发表有余篇批判文章。我没有写批判文章，倒不是我思想高明，我只是不认为它是*草。
我虽然同欧阳山同住一间房，但*宣、工宣在监视着，规定我们不能谈话，以防止攻守同盟。
欧阳山不仅被批斗，还被戴上高帽游街，在台上公开示众，人格受尽侮辱。后来他被抄家，爱人虞迅被红卫兵弄到不知哪里去了；儿子星星也上山下乡被送到海南去了。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散了。欧阳山只身穿了一套灰色的中山服，被赶出家门。我和他住在珠影时，只见他穿着那套中山服，多年没有替换，中山服已由灰色变成黑色了。他是文艺一级，每月工资本是元。可当时只给他35元吃饭和抽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尽管如此，欧阳山很坚强，在别人面前从未流露出半点怨言和悲观情绪。每天他习惯盘腿打坐，或抽烟，或独个思索什么。这令我十分敬佩，他受到这么大的打击，遭遇如此的挫折和不幸，他仍能安定自若。
我和他同时受审查。我看到他坚强的性格和临危不惧的态度，这给我极大的鼓舞。
这时有位*宣找我谈话：“你为什么要发表《三家巷》、《苦斗》呢？”
我说：“我们《花地》副刊就是发表作家的小说，这是副刊的需要，读者的需要。”
*宣听了就发火说：“你知不知道《三家巷》、《苦斗》是大*草呀？”
我没有说话。我心想这个*宣蛮不讲理，也许他还未看懂这部书。至于说它是大*草，那是各人的看法问题。
*宣见我不说话，就质问说：“你既是负责组织《三家巷》大*草，你就是放*，为什么你不写检查？为什么你不写批判《三家巷》、《苦斗》的文章？”
我仍没说话。因为说出与他不同的意见，他肯定就会电闪雷鸣般乱骂一通的。在他面前，多说多错，不说也错。
我仍沉默。这位*宣要发火也发不起来。于是他生气地说：“你回去，马上写检讨，交代自己为什么要发表《三家巷》、《苦斗》大*草，错误在哪里？从阶级斗争上找根源。”
我回到住处，见欧阳山在床上盘腿打坐养神，神态自若，这使我又坚强起来了。我心想：《三家巷》、《苦斗》的作者，对全国的大批判都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若无其事似的。作为编辑，就算发表了大*草又算得什么呢？于是，我下定决心：坚决不写检讨！四
“牛”队在珠影被专案组立案审查了半年多，都查不出有问题。上至欧阳山、周钢鸣、陈残云、李门，下至我这个小人物，都不是“牛*蛇神”。于是在年8月间，我们又从珠影回到英德横石塘劳改场。当时集训队也改为干校了。我们回来就不再住在劳改犯堆放杂物的、非常潮湿的大草棚了，在革命群众宿舍旁，另辟一间房间住在一起。到饭堂买饭时不再另行排队，就和革命群众一起买饭。但是，我们还未“解放”，还未算革命群众，还受到许多限制，不能给家里写信，不能上墟买东西，三六九是横石塘墟日，农民拿鸡、鸭、蔬菜、花生等农副产品上圩卖，我们未“解放”不能去赶集买东西，就是离开场部都要请假批准。革命群众每逢圩日都去买肉回来合伙凑在一起加菜会餐，使我们羡慕不已。
我们回到横石塘干校，主要是劳动改造当时欧阳山和几位老同志被派到树下打麻绳、补畚箕；周钢鸣上茶山拾牛粪，每天吃过早餐后，他穿着背心短裤，挑着粪箕就上茶山去了，直到中午才回来，每天的粪箕都是满满的牛粪。我和陈残云参加驶牛组，每天吃过早餐后，就扛着犁耙到田里去犁耙田。每天，我们都弄到一身泥一身水回来，劳动量大，非常辛苦。当拿着饭碗去打饭时，在厨房做伙头*的曾炜，见我们一身泥水，就静静地给我们打多点饭，多给一些菜。
我们的劳动，包括周钢鸣的拾牛粪和欧阳山的打麻绳、补粪箕等，都是要出力气的。每天只靠饭堂的三餐，而且菜没有油的，肚子实在很饿。至于吃猪肉，那只有等连队杀猪，每人才吃到二两，那是最高兴的了。
后来，厨房要到外地买米，需要搬运工，见我个子高大有力气，就派我跟车搬运。这时我才有离开场部的机会。有一次，钢鸣同志见我外出搬运，就悄悄对我说：“你到圩上搬运，看到有炒熟的花生，给我买些回来。”经他提醒，一次我搬完米上车，就立即在圩上买了一斤炒熟的花生，一元一斤花生很轻，一斤很多，我脱下上衣，用衣服包着，带回来分给大家吃，吃得满屋都高兴了。自从摸到这条门路后，每次我跟车外出搬运，都千方百计给大家买些东西回来补充营养。
我们住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平房里，用竹子搭起上下两层铺，共住十一二人。年纪大的老同志睡下铺。也许是因为欧阳打呼噜，就安排他在下铺靠边的位置。欧阳山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他很少与大家交谈，而*宣、工宣也不准我们大家互相交谈。他所穿的中山装，裤腿断了几段，他就用针缝上再继续穿。他的那双布鞋，也穿了多年仍在穿，已不成鞋样了。
另一位老作家有恒，在乐昌*永胜第31号办公室“审理广东地下*”私设的特殊监狱中囚禁了数年，直到林彪叛国，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死后，他才从监狱中出来再来到横石塘省文艺干校继续监督审查。他同欧阳山、周钢鸣等在一起，每天都要劳动改造，做些拾牛粪、打麻绳等的劳动，他们一边劳动，一边还要继续交待“罪行”，接受监督管理。
吴有恒在劳动之余，找些七星树头雕成烟斗。他做了几种款式的烟斗，很有艺术性，然后分送给周钢鸣等人，这成为他们的趣事。
年春节，省文艺干校结束了，干校的“学员”，有的调基层，有的回原单位，该走的都走了。吴有恒、欧阳山、周钢鸣等仍在干校监督劳动。他们都上了年纪，又有病，根据这种情况，上级宣布准许他们返回广州，“居家待罪”。以后才正式得到所谓的“解放”的。但是，欧阳山、吴有恒在广州已经没有家了。他们的家已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掉了！这场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大灾难，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大耻辱，究竟应该由谁负责，这就让历史学家去研究了。
本文选自《英州夜话》花城出版社出版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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