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家治疗白癜风的医院比较好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大型的聚落形态，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雏形。学术界把通过考古学方法对城市历史、空间结构和功能等所开展的研究称为“城市考古”。另一方面，人们也把“城市考古”理解为在现代城市范围内进行的各项考古工作。
我国最早的大规模城市考古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初，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郑州、洛阳、西安等城市配合经济建设的考古工作成为主战场，与此同时隋大兴唐长安城、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故城、郑州商城以及元大都等城址考古与研究相继开展，考古人员开始对这些大型古代都城遗址的格局与变迁进行有计划的探索。经过60年的实践，城市考古工作对于研究我国城市发展史、历史时期城市规划与空间演变，以及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历史进程，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相对于实际工作的开展，“城市考古”概念的提出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宿白、徐苹芳等先生通过对解放以来城市考古工作与研究的反思、总结，以及对现代城市进行的个案研究和系统探讨，提出“城市考古”的概念，并做了初步的分类。特别是徐苹芳先生强调“古今重叠型城市”的意见，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同。以今天的视角审视“城市考古”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不论是对城市考古研究，还是对科学系统做好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今天的许多城市都是历史城市的延续，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的代表。其中既包括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开封、郑州、安阳等所谓的“八大古都”，也包括广州、长沙、成都、扬州、徐州等从兴建以来两千年就没有“挪窝”的历史名城，更有众多曾在我国历史上长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文化名城”，比如大同、太原、正定、武威、镇江、宁波、泉州等。这些城市既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又是灿烂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和国家记忆最为重要的载体。它们的文化内涵也非常丰富，既有“十三朝古都”“九朝古都”“六朝古都”不同时期遗存的纵向叠压，又有官府衙署、宗教坛寺、商贸集市、工业作坊、坊巷民居等等各类文化遗迹，城市生活元素应有尽有，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村镇遗址。一般而言，“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规模都很大，不少的古代城址在面积上都要超过改革开放前的城市规模，比如唐代长安城、隋唐洛阳城、郑州商城、明清北京城等。正是由于古代城址规模很大，再加上与现代都市叠压的基本特征，也就决定了城市考古不能像在乡间和荒野的古城遗址考古那样自主开展，工作开展往往受制于客观条件，是零碎的，许多工作也是被动的。另一方面，城市考古与今天城市建设、民众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发现的重要遗迹如何保护，如何与现代城市建设相适应，在实际工作中时常会处于两难之间。同时，由于城市建设与更新，考古工作任务繁重，也容不得“从容不迫”地开展细致工作。
60多年来，在各级*府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城市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一是城市考古为配合城乡建设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都市特点的考古工作模式。在《文物保护法》的体系框架下，各地方基本建立了一套适合其特点的工作机制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如洛阳、成都、郑州等城市已将考古作为市*规划建设许可和土地招拍挂的前置审批程序。北京、南京、广州等城市近年来出台地下文物保护的地方法规，为保护重要的城市地下文化遗存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二是为探索城市的起源与演变、研究、认识古代城市的功能布局与文化内涵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在考古与研究的支撑下，我们已逐渐构架起从史前到明清五千年的城市文明史的清晰脉络。特别是“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成果，为指引城市科学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三是为现代城市建设增添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一座座各具特色的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都已成为现代都市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和城市名片。比如，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王墓、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与“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成都金沙遗址、杭州南宋御街遗址、北京的元大都城垣遗址、西安唐代兴庆宫遗址及唐大明宫遗址等，为留存城市记忆，增强城市的文化自信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四是培养和建立起一支堪当重任的城市考古科研队伍。60年来，特别是在近30年的时间里各地都已建立起专门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目前，已有30多家市级文博机构取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资质，成为城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生力*，为城市考古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队伍基础。
城市考古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考古还面临法规制度不完善、人才和队伍仍然短缺、基础工作薄弱、技术装备落后、主动性计划性不足等突出问题亟待解决。而由于城市考古就发生在广大市民身边，工作过程和后续保护往往更会引起社会民众和舆论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