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比较好雀斑医院 http://pf.39.net/bdfyy/zjdy/210304/8714221.html原载北京青年报
一个坚持赤脚医生*策的
陕北知青传奇（下）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的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医院一查，*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站在门口。*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里，每天上午扫院子劳改，下午接受专案组询问审查。记着史铁生教的：有病、少说话。那就多抽烟呗，我以前从来不抽烟，交代问题烟不停地抽，还是双枪，两根并在一起抽。
一盒劣质的烟几个钟头就完事儿，咳嗽、吐痰、手捂着脑门。按铁生教的招儿：就说有病脑子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啦！耗时间呗，让我好好想想。
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没有老乡，全是卫生局、防疫站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我低头拿小本记录，像个黑帮一样。卫生局一个姓温的干事：“孙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当了卫生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
我是说，既在其位，必谋其*。我当时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全地区医院，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坐着专区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跟真事似的，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
那些知识青年出身的医生护士们，都没发言，只低头跟着喊口号，躲着我的目光。
调查组在农村那边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发现了我治过的一些老乡拄着拐，一条膝关节不能打弯，这下可找到医疗事故了。
这种大骨头地方病，刘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了，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当地推广，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没问题了呀。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毛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在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那时不是批判会就是写检查。压力一大，身体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绝望，爱咋地咋地。开批判会我就低头记录，下来赶紧整理，当天晚上找画家靳之林还有邵明路、臧若华等几个知青朋友，往北京给吴北玲、史铁生发信传话。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因为以前医生下乡都端着架子，先吃饭，再看病，还收礼。
我那时虽然兼着省地县各种官位，实际上是个不脱产的农民，只拿工分，没有工资。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北玲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他们说胡耀邦还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