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可以治愈吗 http://www.baidianfeng51.cn/baidianfengluntan/reply_662.html“天定命运”论与
19世纪中期美国的国家身份观念
滕凯炜
本文原载《世界历史》年第3期，感谢作者授权推送。文章版权归《世界历史》和原作者所有，如需引用，请查阅原文。本文作者滕凯炜，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
内容提要19世纪中期，“天定命运”思想在美国人开疆拓土的狂澜中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清教使命观和美国革命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意指美国担负一个上帝赋予的使命，要将自由的区域扩展至整个北美大陆乃至全世界。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第一种以“自由民主”、“自然权利”和“科技与文明”作为其核心话语，第二种则是从种族主义和性别观念的角度加以建构。“天定命运”思想是19世纪中期美国人理解自身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关键，两种不同的“天定命运”思想形塑了充满内部张力的美国国家身份意识，并对美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美国领土扩张提供了正当性话语，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外交注入了“道义”色彩。
关键词美国天定命运国家身份对外关系
扩张是19世纪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在20世纪初曾这样描绘美利坚共和国的“性格”：“这个伟大的民族总是向新的边疆前进，寻找新的土地、新的权力和完全自由的处女地，此种倾向犹如命运般支配着我们的事业并形塑了国家的*策。”[①]“天定命运”作为一种扩张主义思想，在美国人开疆拓土的狂澜中应运而生。
关于“天定命运”，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常把这一思想界定为19世纪中期美国的扩张主义思潮，认为这一思想是论证美国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的正当性的工具。但是，既有成果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也未重点考察“天定命运”思想与国家身份的关系。[②]本文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身份构建的视角解读“天定命运”思潮，将其视为美国人认识自我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整套理念，反映了19世纪中期美国人对国家特性、国家目标和国际角色的思考。与前人研究不同，本文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它们既有相通之处，也有迥异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并使用了不同的话语资源，对美国的对外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③]
一、“天定命运”思想的缘起
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思想观念根源都可以追溯至宗教，“天定命运”论亦不例外。使命观构成了“天定命运”思想的基础，其最早起源于新英格兰的清教思想，特别是清教徒对自身身份的阐释之中。[④]温斯洛普（JohnWinthrop）的“山巅之城”、巴尔克利（PeterBulkeley）的“福音之约”、爱德华兹（JonathanEdwards）的“最后的荣耀可能就从美洲开始”，都有力地表达了殖民地移民的使命感与身份意识。美国革命前夕，来自英国的牧师安德鲁·伯纳比（AndrewBurnaby）注意到了一种具有扩张倾向的天命思想已经在北美殖民地人的思维中生根，“一种如同幻觉一般的奇怪观念已经注入大部分人的头脑里，这个观念就是，帝国要向西扩张；每一个人都急切地期待着那个命定时刻的到来，即美洲将把它的律法带给全世界”[⑤]。
美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巩固了北美革命者“上帝选民”的身份认同，还促进了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天命思想的融合，早期使命观逐渐世俗化。革命时期，建国精英们有意识地以“自由”原则构建国家身份。他们认为，在上帝的庇护下，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自由和优越的共和制度，美国人既是“上帝的选民”也是“自由的人”。杰斐逊（ThomasJefferson）指出：“我们*府的原则恐怕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府的原则更加特殊。它是英国宪法最自由的原则以及来源于天赋权利和天理的其他原则所合成的”[⑥]，即美国是建立在宗教与世俗原则融合之上的国家。哈佛教授默克（FrederickC.Merk）在言及“天定命运”时提到：“在北美大陆范围内建立一个自由、联合、自治的共和国——这就是天定命运，它是基于各州联合之上的共和主义。从定义上来说，共和主义就意味着自由。”[⑦]由此，“天定命运”具有了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意义，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上持续不断的使命与试验”。[⑧]
尽管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产生了很多支持和主张美国在北美大陆扩张的思想，但这些思想相对分散，还未凝聚成强有力的理论，特别是把清教使命观与共和主义理想相结合起来的话语，以论证扩张的正当性。到了19世纪中上期，美国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为扩张主义思潮的凝练提供了条件。在美国国内，二三十年代宗教的“第二次大觉醒”（theSecondGreatAwakening）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它使“新教徒们坚信上帝期许他们去传播救赎之道”，[⑨]同时加深了美国新教徒对南部天主教国家的敌视。此外，美国经济和科学技术获得了迅速发展，刺激了对土地的需求和不断扩大国外市场的欲望。国际上，一方面，浪漫主义思想在欧洲盛行，并开始蔓延至美国。知识分子们，诸如小说家詹姆斯·库珀（JamesF.Cooper）到哲学家爱默生（RalphW.Emerson），无不鼓吹“时代的精神”——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具有发展的无限性。[⑩]另一方面，40年代民主在法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与杰克逊时代美国“民主”取得的重大发展形成了强烈反差。许多失意的欧洲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向美国寻求物质和精神的帮助，把美国看作“民主”的避难所。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美国人的“救世”情怀无疑得到增强。
年，奥沙利文（JohnL.O’Sullivan）在《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兼并》的文章，首次使用“天定命运”这一词汇。当时德克萨斯危机正处于最后阶段，社会上传言英法要对德克萨斯问题实施干预，奥沙利文对欧洲国家的这种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他指责这些国家“以一种敌视的态度干预美国的事务，就是为了公然地达到这样的目标，即挫败我们的*策，束缚我们的权力，限制我们的伟大，阻止我们实现在上帝赐予的这片大陆上为每年增加的数百万人口自由发展而扩张的天定命运”。[?]实际上，因为德克萨斯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真正使“天定命运”一词广为流传的是奥沙利文执笔的另一篇题为《真正的权利》的社论。该文是针对与英国存在争议的俄勒冈问题而写的，文章发表在年12月27号的《纽约早新闻》上。奥沙利文写道：“我们对俄勒冈的要求依然是最为强烈的。这个要求是基于我们不断扩张和占有整个大陆的天定命运的权利，这个大陆已经由上帝赐予我们，托付给我们自由和联邦自治*府的伟大试验。”[?]随即，“天定命运”一词被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罗伯特·温斯洛普（RobertC.Winthrop）首次带入国会。他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时声称：“新显现的权利被指定为扩展至整个大陆的天定命运的权利……英国即使拥有所谓的其他各种权利，在它面前都一文不值。我们天定命运的权利！”[?]鉴于《真正的权利》对社会各界所起到的影响，有历史学家将其视为19世纪“40年代最著名的社论”。[?]
奥沙利文的观点在当时并非是他一个人独创，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群体就是以奥沙利文为中心、以《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为思想阵地的纽约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支持民主*，深受浪漫主义影响，呼吁新的时代精神与文学改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对领土扩张怀有极大的热情。历史上，这批纽约知识分子被称为“青年美国人”（YoungAmerican），代表人物有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霍桑（NathanielHawthorne）、惠特曼（WaltWhitman）等，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社会革新活动被称为“青年美国”运动[?]。关于美国及其命运，梅尔维尔在小说《白外套》里这样描述：“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上帝已经预定，人类也在期望我们的民族将做出伟大的事情……上帝赋予我们先驱者的使命，通过这个人迹罕至的荒原，在这个属于我们的新世界开辟出新的道路。”[?]在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歌里，哈瓦那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城市，“未来遥不可知，但‘天定命运’明确地指出，美国要尽快兼并古巴”。[?]年，《波士顿时报》观察到这场“青年美国”运动与浪漫化的扩张思想紧密相连，“青年美国的激情不会被已经获得的东西所满足，而是要插上年轻的翅膀去作更高更光荣的飞翔”。[?]年《美国杂志》指出，“这片土地孕育出一种新的精神：年轻、躁动、活力十足且无所不能”，“青年美国”就是“要求立即兼并德克萨斯，为此甘愿冒任何风险。它将把右脚放在俄勒冈的北部边境，而把左脚立于大西洋的悬崖峭壁之上”。[?]可以说，是奥沙利文正式创造了“天定命运”术语，以他为中心的这批“青年美国人”发展和推广了“天定命运”思想，所以林肯将他们一起称为“‘天定命运’无可置疑的创造者”。[?]
学者们研究“天定命运”思想时，通常将其与种族主义和美国武力扩张相联系，但实际上奥沙利文等人最初并非从种族的视角，而是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来论证美国扩张的正当性，把美国的扩张视为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传播。或者可以说，奥沙利文与“青年美国人”在年所鼓吹的扩张思想是“天定命运”论的第一版，主要由三大话语资源所构成，即“自由民主”、“自然权利”和“科技与文明”。
首先，对于奥沙利文来说，美国之所以具有在北美大陆进行扩张的权利，关键在于其具有更为优越的*治制度，他希望是“民主”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扩展至整个大陆甚至全世界。奥沙利文认为，在广阔的国土上成功进行共和试验的美国将成为“未来的伟大国家”。他称美国的使命是向全世界传播“四种自由”：“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追求贸易和商业的自由、普世的自由与平等。”[21]年4月，《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继续刊文对美国共和*体大加赞赏，认为美国的“*体是一种运行公正的*体……我们丝毫不会怀疑，随着时机的成熟，这种*体注定要覆盖至本大陆广袤领域内的每一平方英寸可居住土地”。[22]不难看出，奥沙利文等人对美国的*治制度抱有强烈的认同感与使命感，向北美大陆甚至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是上帝赋予美国的神圣使命，也就是美国的“天定命运”。
其次，自然权利观念也被改造为“天定命运”思想的重要话语资源。自然权利说本是建国精英用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和论证独立正当性的理论武器，而在此时这种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并为此脱离英国而建立自己*府的权利，“转化为他们从上帝那里获取新土地的一种特殊权利”[23]。最能体现出这种“改造”的是一篇题为《民众运动》的报刊文章。该文称：“人类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是组建最适合于他们的*府，并在他们愿意的时候有权改变它。”文章认为，依据自然权利，遍布北美大陆的美国人有权在各处建立自己的*府，即使他们身处于主权国家，“因此，如果墨西哥的全部或一部分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了居民的大多数，而他们决定按美国的模板来改变其*治制度，并寻求加入联邦，这也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谁能否认它？”[24]
最后，随着19世纪中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科学主义的深入人心，“科技与文明”也成为支撑“天定命运”思想的强有力话语资源。最能表现“天定命运”中科技话语的是约翰·加斯特（JohnGast）的画作——《美国的进步》。在这幅画中，一位从早期的自由象征演绎而来的女性戴着帝国之星，手中拉着不断延伸的电报线，背后是轰鸣的火车以及远方的汽船，白人农民正驱赶着耕牛进行劳作，她带领着开发西部的先遣队、启蒙精神和技术进步向西挺近。与此同时，印第安人和野牛群在她面前不断地退却。
《美国的进步》（AmericanProgress）
总之，奥沙利文和“青年美国人”主要是从制度、权利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来论证美国扩张的正当性，把美国视为共和的、先进的国家，受上帝差遣把自由和文明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因此，“天定命运”不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美洲大陆的征服，还意味着在西半球，甚至越过太平洋去传播优越的*治制度、先进的科技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用林肯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并非自私自利的”，而是为了“扩展自由的区域”。[25]
二、“天定命运”思想的演变：种族与性别的视角
经过激进扩张主义者的改造，“天定命运”思想[26]的内涵与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种族主义”与“性别”观念成为“天定命运”思想的核心话语，它的道义色彩逐渐褪去，转而充斥着“武力征服”、“种族灭绝”和“性别歧视”的语言。
有如下一些因素促成了“天定命运”思想的转变。首先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的传入，人种学的发展又为种族主义理论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同时，在扩张过程中与有色人种接触的不断增多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人的种族身份意识。美墨战争的爆发促使激进扩张主义者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融为一体，变成对外侵略的强大话语武器。其次，美国社会内部的新变化同样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