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4/10/4 16:34:00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是立秋之后天气转凉的又一个重要节点，面对天气，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同样是秋季降温之后，有的人就觉得冷到瑟瑟发抖穿上了秋裤，有的人却不以为然依然短袖短裤大口吃着冰淇淋。对于这样的两种情况，人们不会非要争辩个是非曲直，究竟是觉得冷的对还是觉得热的对，甚至如果要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会被人认为是有毛病。但生活中，却有很多事情人们一定要辩出个对错，不是你说服我就是我说服你，很难像冷热这个问题一样有那么大的包容性。但换个角度来看，就冷热的问题如果追问下去，非要打成个统一的话，人们可以拿出个温度计来量一下，虽然感觉是相对的，但测温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争论消失，10度就是10度，尽管对于有些人来说有点冷，对于有些人来说有点热，但10度不会因为觉得冷的人就变成9度，也不会因为觉得热的人就变成11度。温度的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判断，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或者更确切的可以叫做“主观知觉”和“客观经验”。再比如对于红色的玫瑰，也许有的人因为眼睛对颜色敏感程度的不同会看到其他颜色的可能，但在科学面前，可以测出玫瑰反射的光的波长，进而赋予这个波长以颜色的概念。也就是说虽然主观知觉上人们可以对玫瑰有不同的认识，但在客观经验上，玫瑰的颜色是可以测定的。在很多时候，主观知觉和客观经验是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的，而且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在这两方面同时下手。比如白露时节，“我为什么会觉得冷？”，一方面说，是太阳逐渐从北回归线南移，日照时间短了，热量少了，气温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下降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我个人脂肪比较少，在主观知觉上会觉得比别人更冷一点。从这样一段描述来看，主观知觉和客观经验不过是一种判断，在这个判断的背后，人总是在寻找一些原因。这种寻找原因的能力，就是亚里士多德强调的人不同于动物的“理性”。从字面上看，理性的英文reason就是寻找原因。康德说，理性有一种不断追寻条件的倾向，人总是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天深蓝的、树是绿的、花是红的，在得到了一个原因之后，还会再去追问这个原因的原因，就像在0、1、2、3……这样一个数列当中，如果说每一个数都是后一个数的条件或原因的话，当给定了这个数字，按照理性的要求，我们就会找到99，但这时理性还不满意，还会继续向前98、97的寻找，直至0。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就是从有条件者寻找无条件者的能力。在科学领域，人们不断的追寻，从有限向无限，从现在到最初或者最终，很多时候甚至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比如关于宇宙最初的假设，现在最流行的是大爆炸理论，那么理性会继续发问，大爆炸之前呢？所以有的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理性的尽头是感性，理性最终都会追逐到无条件者，但很多时候无条件者是人难以认识的东西。不过，在客观经验领域，对无条件者的追求，往往会导致科学的新的发现，因为在这个范围内，人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比如温度冷热不好说，那至少在测定之后，那个数值是可以公认的。但人类社会不是只由科学构成，对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正义，什么又是道德这些问题，理性的不断回溯追问，最终能得到的一个“无条件者”，不过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跟科学领域最大的不同是，科学以客观为基础，科学的观点需要客观来验证，而理念则是无从验证的东西。在人类社会中，理念的正确程度，往往跟共享这些理念的人群大小、多少以及实力强弱有关。比如在有的社会中，会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有的社会中则会避免死刑，究竟哪个对，哪个错，这就像不能认为有人觉得热有人觉得冷要分出对错一样，理念层面的东西，是不能用对错的尺度来衡量的。民主或是独裁，哪一种更好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提问。如果利用理性，向上去追溯，也许民主可以追溯到一些无条件者，比如相信平等、正义，独裁也可以追溯到一些无条件者，比如某种教义、某个领袖的论断等等。所以问题就会变成，对无条件者的信任程度如何。不过，在现实中，理念的无条件者，往往会僭越到经验的无条件者领地。经验的无条件者归于自然，是科学的领地，对于原因和结果的追溯，自然是可以充当法官来进行评判的。如果人们有争议，比如对于冷热，只要找到一种自然的解决办法——对温度进行测量，就能够解决这种争议。但理念的无条件者不在自然，只在人的头脑中，是没有一种纯粹客观的测量方式能够实现一种完整的统一。不过有些理论，试图赋予理念的无条件者以一种绝对的客观身份。宗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基督教中，上帝就是那个最终的无条件者，一切由上帝开始，一切的追问也到上帝截止。虽然现代人大多已经能分得清宗教的特性，但还有很多更加隐性的理念，就好比马克思的理论中，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赋予了一种纯粹的历史上的客观规律，这就是理念对现实的僭越。一种社会理论，究其根本是没有具体的客观实物与之对应的，有的只不过是历史的参考和当前现象的说明，所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具有可分的属性的某种“物”，而只不过是人们通过理性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不断演绎过程中，竟然逐渐形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僭越，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实在身份，这就是理念狡猾的地方，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容易忽略，或难以辨别的主要原因。不过，可能也有人会说，我们按照马克思说的去实践，让这些变为现实，那么理念不就有了现实性么？这种论调混淆了现实性和必然性，就像气温不管你去不去测量，它都是10度或其他的某一个数值，这是客观的必然。但马克思的理论，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去实践，它就只是一种理念，并不必然存在，这就是理念。并不是说理念没有现实性，而是没有自然作为判断准绳的那种必然性。除了理念的现实性之外，在另一端，理念还有一个合法性的概念，所谓的合法性就是被众人所接受的那种特性。在合法性的来源上，一般会有两种，一种是教义式的，也就是根据某一个人、某一些人、某一本著作、某一类理论确定下来的理念，人们因为尊重这个教义，从而接受这个理念。还有一种，是讨论式的，也就是并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经典能够确保理念的合法性，而是在人们不断地讨论中，获得了对某一些理念的共识。教义式的，最明显就是宗教，宗教一般都是以某个人的言论或某个经典为准绳；讨论时，最常见的就是道德领域的一些内容，比如关于什么是正义，并没有一个权威的人或一本书来规定某个社会中的正义，而是人们在生活、在问题、在讨论中互动得出的一种正义观。教义是无条件者，讨论也是无条件者。前者很肃穆，只有一个声音，经常是以绝对的口吻，喋喋不休的告诉人们，理念是这样，不是那样。后者很吵杂，有很多声音，经常是在争吵辩论中，在实践的反馈中，人们确定共同的一些信念。究竟哪一种更好，就像同样的温度不同人会有不同的体感知觉一样，好坏本身不是一个问题。问题的根本是它们都没有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合法性，认清这一点要比争论哪一个好更重要。教义和争辩之后的共识，无非都是人们共享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之下，人们可以更好地生活在一起，避免摩擦和矛盾，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种共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理念带给我们的好处。就像法律中，会有很多条例、条款，根据现实情况也在不断增加一样。理念很多时候是总的原则，在其下需要有很多具体的应用，比如正义观念的总原则可能是平等，在平等之下社会正义要求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法机构，在宪法的总原则基础之上，根据时代的发展来去指定新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条款。那么一个社会的那个无条件者，也就是最终极的理念，也会有很多分身，也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应用。讨论式的理念，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言论空间，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人们多元化的思想在同样的问题之中不断碰撞，最终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共识，以此不断地丰富和充实着无条件者及其具体的化身。而教义式的理念，则需要统一声音，需要一个教义的化身，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理论，这里不需要争论，教义所发出的，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至上原则，无条件者不需要化身，因为可能本身他就是一个人，或者是少数一群人。他们决定了整个社会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义的，该分享什么，该禁止什么。由于时代的发展，拥有讨论式理念的社会里吵吵闹闹，声音很多，因为有很多新问题需要讨论解决。而教义式理念的社会里不吵杂，但也同样有很大的声音，最关键的是，这个声音喋喋不休，不断地强化着理念，同时颁布着新的教义。喋喋不休的无条件者，占据着新闻的头条，时而威严的如领袖，时而慈祥的如父亲，时而说着我们如何的自信，时而强调着我们还要不断地改革，时而意气风发的大步向前，时而忧心忡忡地提倡节俭，时而对抗着其他的理念，时而审视着内部的问题，时而上天，时而下海……吵吵闹闹的无条件者，在争吵中前行。喋喋不休的无条件者，在安稳中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