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5日，凌晨四点的重庆一片漆黑。
千厮门码头（现朝天门码头）人声嘈杂，是赶早班摆渡船去北碚的人。
忽然，一个略带焦急的声音响起来：“费先生，费先生。”喊人的是浙江人邵全声，他要找的是要前往北碚复旦讲学的浙江大学教授费巩。
二十分钟前，两人到了码头，当时已有十来人在等船。费巩让邵全声去二三十米外的屯船码头仓库取前一天寄放的行李，自己则在码头等通往轮船的木栅栏打开，以便早些进去找座位。然而，当邵全声和挑夫挑着行李来到码头时，费巩却已经不见了。
邵全声找了个凳子，站在上面，大声呼喊，而后又反复往返于船舱和岸边，终究一无所获。
五点，开往北碚的“民视轮”开走了。邵全声带着行李回到岸边，他以为费巩已在船上，便打算等船到岸打电话去北碚复旦大学询问。办公室秘书的回答是：“费教授已经到学校了。”
几天之后，放下心来的邵全声托人把费巩的行李带去复旦，却根本找不到人。再问当日接电话的秘书，才知道秘书只看到几位从重庆乘船来的复旦老师，以为费先生同船到达，于是随口回答。
这时，距离费巩在码头失踪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
仅仅二十分钟，一个大学教授忽然消失不见，究竟是怎么回事？
舆论众说纷纭。
有说“失足落水”的，但当时码头和船之间只有两三米的隔板，水并不深，况且上船的人很多，如果失足落水，一定会有很多人听到。不少乘客都听到了邵全声的呼喊，却没有听到费巩落水声音，这并不合理。
有说“费巩出家”的，费巩之所以把行李寄存在仓库，是因为当时住所离码头很远，来往不便，如果想要出家，完全可以不考虑行李的问题。浙大学生反映，费巩家庭幸福，完全没有出家的念头，有人把他的字“香曾”写成“香僧”，他看了很不高兴，说：“好端端的做什么和尚？”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是3月14日知道费巩失踪的，他的第一反应是：“余疑其签字于《新华日报》之宣言主张各*派联席会议有关……香曾（费巩的字）如被特务关禁闭，则性命殊为可忧，当下*府正大唱民主，但竟然还有类似于Gestapo（盖世太保）的机构，真是令人可叹!”
竺可桢
所谓签名之事，是年2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起草的《对时局进言》，这份宣言有重庆文化界多人签名，费巩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声势浩大，国民*当局曾经对部分签名者进行了恐吓，有部分签名者被迫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声称自己“并未参加”签名。
这四百多人中，费巩排名并不靠前，他不是最出名的，也不是最强烈反抗的，为什么唯独他一人遭到逮捕？
又有人猜测，费巩教的是*治学，他到重庆讲学时，做了一场调研，调研内容是国民*的*治体制和工作效率，为此他频繁进出国民*交通部、财*部、外交部、教育部，这触及了当局的忌讳，所以要将他秘密逮捕。
然而，费巩日记里，他这一个月的调查是相当顺利，没有遭到任何意外的阻挠，如果当局不希望他进行调查，完全可以直接制止，用更加凶险的“绑架”，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复旦校长章益在《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登报寻找费巩，竺可桢认为此举太高调，容易引发撕票，于是又打电话撤回了登报启事。另一方面，他派人到国民*监察院、行*院和重庆卫戍司令部查问，最后一直问到了蒋介石侍从室，然而毫无结果。
竺可桢日记
很快，越来越多人投入到寻找费巩教授的阵营中，复旦大学内，原本贴有欢迎费教授讲学的海报，变成了呼吁营救费教授的标语。竺可桢日记里，甚至有杜月笙也答应参与调查的记录。
费巩其人，无*无派，无官无职，但他不是一般的教授，他的妻子是袁克定的女儿、袁世凯唯一嫡出的孙女袁家第。
费香曾来，费系复旦年毕业生，袁克定之婿，但人极诚恳，不类富家子弟也——竺可桢日记，年6月20日年，整个苏州城都为一件婚事而沸腾——费家要娶袁世凯的孙女了。
苏州费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传到第21代费树蔚，辛亥革命后曾任肃*厅肃*史。费树蔚在听说袁世凯企图称帝时，亲自跑到北平劝阻，认为这是危及国本的大事。劝阻失败，他一气之下辞官不做，在苏州城颇有名望。
费树蔚是柳亚子的舅舅，从小就有诗名，写诗写的好，甚至为此得到了一个老婆——吴大澂因为欣赏他的文采，才把最心爱的小女儿吴本静许配给他。
本期依旧有人物关系图，方便大家了解这错综复杂的民国家族关系：
吴本静生了三儿一女，费福熊（即费巩）排行第二，这个孩子以正直厚道著称，在学校功课也很好，首先看上费巩的，是吴本静的姐姐、吴家六小姐吴本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长得很不错，可是坠马时摔伤，人称袁大瘸子，wiki百科上称他是“中华帝国皇太子”。
袁克定一辈子都被这个称谓所累，为了当皇储，他派人伪造《顺天时报》每日送呈袁世凯，只收录赞成帝制的文章，袁世凯曾为此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他和吴本娴结婚之后，发现吴属龙，他属虎，据说龙虎相克，结婚一个月之后立刻续娶姨太太马彩凤。下图wiki条目，照片似乎当是袁寒云？
袁家第多才多艺，和表弟费巩两小无猜，这门亲事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姨妈变婆婆，皆大欢喜。
为了替儿子迎娶袁家第，费树蔚没少花心思，新房挑中了唐伯虎旧宅桃花坞大街76号，为了配花园中的梦墨亭，费树蔚专门买来灵璧石，这块石头在解放后被挪到了苏州网师园。
据文献记载，“费家迎娶袁克定之女，嫁妆陈满五间屋，中西绫罗，珠翠炫目，座间宫灯刻丝成云龙，灯架亦雕龙首，桃花坞费家名动一时。”（《苏州名门望族》）。吴本娴为了给自己唯一的女儿添置嫁妆，花了不少心思，嫁妆运抵苏州火车站时，抬嫁妆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拙*园一直绵延到桃花坞”。
费树蔚
结婚那年是年，袁家第22岁，费巩20岁。结婚之后，费巩继续回复旦社会学系念书，袁家第改名为袁慧泉，在苏州老家陪伴婆婆。
吴本娴和吴本静两姐妹，脾气截然不同，吴本娴矮矮胖胖，好打麻将，其他诸事不管（有说她是聋子，袁克定和她交流全凭笔谈）。吴本静天性要强，在家说一不二，忽然想吃什么，也不管厨房是否准备，必须加菜。自己是小脚，听说时兴皮鞋，她要亲自到上海蓝棠皮鞋店定制皮鞋……
袁慧泉对婆婆孝顺有加，年费树蔚去世之后，吴本静不愿意和在苏州的大儿子住在一起，宁可要和在杭州的二儿子费巩全家住在一起，大约还是因为袁慧泉。费巩毕业之后出国念书，也是袁慧泉拿出自己的首饰资助丈夫，他们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双方都对彼此十分满意。
年，抗战爆发。费家搬到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费巩追随浙江大学西迁，先到广西，又到贵州。袁慧泉一力担负起全家的生活——她陆续把嫁妆卖卖当当，一卖就是十几年。
她常写信给丈夫，让他不必把工资寄回家，她深知丈夫善良忠厚，时常资助学生，他会自己带着校工去学生宿舍杀蚊虫，他就任训导长时，就职演说中有一句，立誓要做学生的“保姆”。
在遵义时，学生用的植物油灯光线弱，油烟大，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视力。费巩在铁香烟罐放上植物油，加玻璃灯罩，并且设计铁片用来导热，这样的油灯明亮稳定油烟又少。他出资订做了八百五十盏这样的油灯，学生们把它称为“费巩灯”。
年，曾亲历西迁的原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陈锡臣教授根据记忆手绘了费巩灯示意图
费巩本来是无意担任训导长的。当时大学训导长基本都由国民**员担任，竺可桢多次相劝，费巩以“不加入国民*，不拿训导长薪俸”的条件就任浙大训导长。
由于费巩多次宽容庇护进步学生，训导长没能做几个月，年，费巩辞去职务回到上海探亲。亲友们都劝说他不要再回浙大，他的大哥费福熙帮他找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可是费巩拒绝了。
对于此，袁慧泉一开始很不理解，她觉得战乱岁月，平安是福，一家人只要在一起齐齐整整，比什么都强。
但她最终选择理解丈夫，费巩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
接慧书，对吾不愿做官之事已想通，见之大喜也。
续接慧书，识见胸襟均有进步，余尤喜其“邦无道，富且贵，耻也”之语，驾吾誉为有才有德，有福有此贤妻也。
临别时，费巩为妻子留下了一堆“作业”，古文书法绘画……袁慧泉知道，这是丈夫担心自己寂寞，故意为之。他们的小女儿费莹如说，父亲走后，每天早晨总会听到母亲琅琅读书声；接着就是练习书法，午睡后又开始作画，她坚持这样的作业，坚持了一辈子。
可是批改作业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袁慧泉要到很久之后才得知费巩的失踪，费巩表弟*炎培出面请杜月笙帮忙，竺可桢和复旦大学校长章益联名向重庆方面施压，3月23日，费巩的大哥费福焘赶到重庆，费福焘怀疑费巩的失踪是“中统”特务所为，也许因为各方面的运作，到4月1日，“中统”头子顾建中居然主动上门，他告诉费，这件事不是中统做的。
而就在此时，忽然传来消息——邵全声招供了。
邵全声的口供说，3月5日晨，在和费巩一起走过从岸边通往轮船的小浮桥时，费批评邵全声不好好读书，邵一时生气，就把费巩推到水里淹死了。
这份口供里自相矛盾处很多，第一，邵全声陪费巩到码头时，小浮桥进口处的门还关着；第二，小浮桥并不长，桥下江水只有两三尺，如何能够淹死人？第三，费巩和邵全声的关系很好，邵虽因故被浙大开除，但当时也已经当了三年的中学教师，当天赶船，时间匆忙，怎么可能有时间责备邵全声？
20世纪50年代的朝天门码头，
美国国家地理原来，邵全声的招供，完全是重庆市警察局的刑讯逼供，他们用浇热茶、辣椒水等各种刑法迫使邵全声招供，供词公开之后，不仅费福焘不信，连开除了邵全声的竺可桢也不相信。
邵全声很快被判死刑。不过，4月22日，他被押往中美合作所，在那里，一个男人再次询问他案件细节。
因为之前曾经翻供遭*打，他仍旧唯唯诺诺，那个男人忽然问：“你认识*需署署长陈良吗？”邵全声一愣，回答陈是他父亲的同班同学。男人又说：“陈署长有电话打给我，托我留意你的案件。如果你有什么不敢说的话，不要有顾虑，可以照实告诉我。”
邵全声这才大呼冤枉，随后他被带去进行了测谎测试，美国专家证实他没有说谎。
那个男人，便是*统头子戴笠。
原来，当“中统”上门宣告自己无罪之后，费福焘便开始怀疑国民*另一特务系统“*统”。
这时又有消息称，费巩被关押中美合作所，且已遭到杀害。竺可桢通过陈布雷把费巩案直接汇报给了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当局派出了美国著名侦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等进行调查。
重庆警察局隶属*统，把罪名加到邵全声身上，*统可以“甩锅”。没想到邵全声家属的营救，使得戴笠亲自过问，“甩锅”失败。
当沈醉请示戴笠，如果克拉克要去中美合作所看关押的*治犯，是否要允许。戴笠说：“他们想要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指当时有四十名留美教授上书要求营救费），别的都能依他们，提到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抓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我们没有抓费巩，这你又不是不清楚。”
戴笠拒绝了美方核查中美合作所的请求，根据他说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性有二：
1、费巩在中美合作所，所以戴笠不允许搜查。
2、费巩不在中美合作所，但因为中美合作所关押了许多特殊*治犯，所以戴笠不允许搜查。
也正因为这些传闻，根据邵全声回忆，大约在年，他从费巩家属那里听说，《文汇报》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罪行特辑》中说，费巩是被投入中美合作所并遭杀害的。杀死费巩之后，特务们为了毁尸灭迹，居然把费巩投入镪水池中化尸。
年，沈醉就答复“渣滓洞刑讯洞”问题时明确说，没有镪水池这种设备，因为“没有必要”：
1、镪水池设备很不容易搞，因腐蚀性强，用金属的质料不行。
2、杀害革命志士，用坑埋即可，如杀害杨虎城将*后，即埋掉。白公馆有个水池是原美特住时，用来倾倒洗菜水用的。目前，一些宣传品中说的用“镪水”化掉革命志士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渣滓洞”的档案也没有费巩的任何印记。中美合作所的周养浩、沈醉、徐远举等人在年代在西南公安部布置下汇报撰写《西南地区国民*制造的事件》中交代了一系列杀害烈士的细节，比如车耀先、杨虎城将*等，他们已无必要隐瞒，但在费巩事件上，他们都说并没有听说费曾经在渣滓洞监狱关押。
我认为，“中统”绑架并杀害费巩的可能性更大。
第一、费巩在浙大担任训导长期间，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比如倡议“民主墙报”和保护进步学生。他一再强调“学校不是官场”，也犯了忌讳。训导长的职务一向由“CC”系包揽，费巩作为当时大学唯一一位非*员的训导长，和“中统”的矛盾很大。
第二、费巩从遵义到重庆，“中统”贵州处曾经排了一个钱某调查员跟随去重庆。第三，费巩在失踪之前，曾经赴过“CC系”头子陈立夫的鸿门宴：
应陈立夫、余井塘之宴，林同济、程沧波、章益等陪同。——费巩年2月5日日记
散木先生的《民国谜案之费巩案再探》也偏向认为费巩的失踪和“中统”关系更大，他列举了费巩朋友所讲述的费巩赴宴时的心态，由此可见，他本人也认为陈立夫请客，完全是鸿门宴。
然而，因为年代久远，当年所有和费巩案相关的国民*方面的人员都已作古，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费巩家属当年想要寻找《中美合作所罪行特辑》的作者，最终也未能如愿。
费巩失踪已经成为永远的谜案。
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在国共两**治协商会议上提出“要求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远在上海的袁慧泉仍旧不知道丈夫的消息。
她只是隐约不安，丈夫已经很久没有来信。最终，还是费福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袁慧泉。在噩耗面前，袁慧泉再次抗住了全部压力，她只在知道消息那天哭了一次，之后便冷静面对。
费巩和袁慧泉育有二男二女，二儿子五岁时因病夭折，剩下一男两女费淡若、费川如和费莹如。再次表现了特有的大家风范，她冷静地面对了这一切，唯一让她凄惶的事情，是因为无力供两个女儿上大学，她不无抱歉地说：“你们两个读到中学毕业就行了吧。”
幸好，因为周恩来的关怀，年，袁慧泉成为烈士遗孀，得到优抚金每月一百五十元，一家生活有了保障，孩子们也可以上大学了。
袁慧泉和孩子们在一起
袁慧泉觉得自己不应该白白接受这笔抚恤金，她要求进入居委会工作，很快成为静安区街道里弄居委会副主任，她带领大家搞公共卫生，发动居民为 捐款捐物，调解邻里纠纷，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有谁能想到，这位曾经昏倒在演讲台上的袁主任，居然是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家务活的袁世凯孙女呢？
袁慧泉积极参加居委会工作的时候，她的父亲袁克定在北京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岁月。
这个“欺父误国”的太子在沦陷期间坚持了自己的气节。根据张伯驹回忆，华北沦陷后，土肥原贤二想要劝说袁克定加入华北伪*权。袁克定当时已经困顿不堪，却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他对张伯驹说，再穷，也不能当汉奸。
年，张伯驹把潦倒的袁克定夫妇接到承泽园（曾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居住，袁克定很少露面，喜欢在书房看线装书和棋谱。章士钊给他在中央文史馆谋了一个职位，每个月有五六十块钱。他拿到工资，总是把钱交给潘素，张伯驹叮嘱潘素，千万不可接受。
年，张伯驹把承泽园卖给北京大学，他给袁克定在西城买了一间房子，袁克定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五年。年，这位“太子”去世，去世之后，河南老家不见来往的亲戚忽然从河南赶来，没经张伯驹的同意，便卖掉了西城的房子，潘素说：“不必计较了。”
承泽园西所
因为袁慧泉的积极表现，在年讨论是否要抄袁家时，科室*支部内部居然发生了分歧。一派认为，袁慧泉是烈士家属，是周总理有过批示的；另一派则认为，袁慧泉是袁世凯的孙女，家中肯定有很多不义之财。
最终仍旧是抄家了。宋路霞老师记录了袁慧泉家被抄家的细节：
年9月4日，费莹如所在科室的支部书记带队，三十来人乘坐一辆卡车，兴师动众地来了。支部书记到了弄堂口下了车，并不进去，而是用弄堂口的公用电话遥控指挥。谁知五间房间每个角落都搜遍了，并没有发现手枪，也没发现费家亲戚的窝藏之物。支部书记就在电话中指示，把过道里的几级楼梯挖开，看看下面有没有。令他们失望的是，楼梯下面被挖开了，但是里面没有枪！
既然找不到枪，那“四旧”还是要带走的。袁慧泉在造反派一进门就做好了准备，把家中祖上传下来的文物、字画及自己陪嫁的一个首饰箱，统统摆到桌子上。这支抄家队伍还是按规定做了登记的，可是他们连文物的名称、首饰的名称都搞不懂，不知道该怎么登记，于是袁慧泉就来教他们：这只钻戒是6.5克拉，那个钻戒是5.5克拉……这件青铜器是西周礼器，那个雕花的杯子是犀牛角的，有吴大澂的题款……那镇静的神情像是在数说别人的东西。
我不知道面对抄家的造反派，袁慧泉要拥有怎样的勇气，才能如此镇定自若。当抄完自己的房间之后，老太太居然独自呼呼大睡，直到造反派临走叫醒她，她才在抄家物资清单上签字。
这样的宠辱不惊，究竟是如何炼就的呢？
也许，在袁慧泉的心里，丈夫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天开始，所有的钱财都成了身外之物，再没有什么打击比得上丈夫的遇害。第二天，袁慧泉发现造反派把费巩的一只铁皮箱也抄走了，便要女儿写信去要，结果真的要回来，打开发现，里面是费巩的十六本日记，和费巩的大哥费福焘在弟弟失踪之后所做的简报。
费福焘在费巩案之后对国民*失去了信心，解放以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总字部队总工程师，年去世。颇为讽刺的是，他和费巩烈士的弟弟费福煦，曾经留学美国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解放后在衡阳铁路工程学校任职。在“文革”中，费福煦居然被污蔑为涉嫌杀害了哥哥的“中统”特务，于年惨死。
一日夜里，袁慧泉和女儿在家看电视，电视上张春桥正在中南海宴请外宾，镜头拉近，费莹如忽然叫了起来。
电视上，一个一尺来高的塔形调味盒看起来那么眼熟，原来这是袁慧泉的陪嫁之一，是当年袁世凯获得的赏赐，“调味盒的最下面是一圈小门，客人需要什么调味品，只要按一下某个小门旁边的按钮，小门就会自动打开，出来一个小孩，手上捧着你需要的调味品”。
袁慧泉看着电视，感慨万千，这件原本来自中南海的西洋古董，阴差阳错又回到了中南海。
“文革”结束之后，费莹如想要找回母亲床头常年挂着的吴大澂的“寿”字，结果仓库工作人员说：“没有了，没有了，给你一张吴昌硕的算了！”
吴大澂篆书
很多人为她不平，可她什么也没说，有关部门上门来调查，她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她念念不忘的，是丈夫费巩的名分。年10月30日，浙江大学召开了“费巩烈士纪念会”，大会有一千五百人参加，袁慧泉泪洒会场，她很久没有流过这样多的眼泪。
费巩的生前好友及学生纷纷发言，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年7月20日，费巩在《浙大校刊》发表的《施行导师制之我见》中说：
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的培植学生品格。不必把他们训导得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当好好先生，唯唯诺诺，无可无不可；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得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
年春天，袁慧泉安然去世，享年86岁。
费巩案中另一位主角邵全声在含冤被捕入狱两年半之后，在费福焘和竺可桢等人的营救下出狱。他回到故乡临海，担任临海振华中学高中英文教师。解放后，他被调至杭州浙江教育学院担任语文教研室主任。“文革”中，邵全声因为在大会上非议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而遭到囚禁，直到年才重获自由。年，邵全声去世，享年74岁。
年4月1日，在浙江大学百周年校庆之际，浙大20世纪40年代老校友捐款建造了一座“费巩亭”。浙江大学每年新生开学典礼上，学生代表总会从教授手中接过“费巩灯”，七十多年过去了，一位当年用过费巩灯的浙大学生这样说：“微弱的灯火，明净而澄洁。它给人光亮，它给人温暖。”
费巩教授走了，但灯依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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