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3/30 7:56:00
“地下铁路”的神话与历史杜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地下铁路”是美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中最具传奇性和想象色彩的部分。从19世纪中期开始至今，小说、诗歌、电影等各种有关“地下铁路”的文学艺术作品可谓数不胜数，其中不乏堪称“伟大”的优秀之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专业历史学界对“地下铁路”却一直没有足够的兴趣。在内战前美国史领域内，曾诞生过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奴隶制问题、***治、社会经济变迁等诸多领域都留下过不少传世之作，唯独没有在“地下铁路”问题上写下类似的可以“界定领域”的经典作品。直到年，埃里克·方纳这位曾在美国内战和重建史领域打下深刻烙印的大师级历史学家，捧出了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研究专著——《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纽约城“地下铁路”的兴衰倘若读者第一次看到此书的书名，肯定以为你将要读到的是一部美国“地下铁路”的通史。但事实上，方纳的着眼点是他一直所生活的城市——纽约。在此书中，方纳以其一贯高明的叙事技巧，讲述纽约市“地下铁路”兴衰沉浮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个不那么“光彩”的开端。在“地下铁路”兴起前的几个世纪中，纽约非但不是此后的逃奴们所想象的“北方的迦南”，反而与奴隶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17世纪早期，荷兰人将奴隶制引入到其在北美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半个多世纪后，英国人接管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由此改名为纽约。作为新晋的全球贸易帝国的霸主，英国人主导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纽约也逐渐成为新大陆奴役贸易帝国的中心。在美国革命时期，受到崇尚个人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和英*解放奴隶*策的冲击，北部州相继废奴，纽约市却一直举步不前。直到年，纽约州议会才通过渐进废奴法，成为倒数第二个废奴的北方州。在奴隶制消亡之后，纽约市对南部蓄奴州的经济依赖性不降反增。在19世纪上半期，南部奴隶种植园生产的棉花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纽约作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自然与南部保持着如胶似漆般的经济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纽约的兴起和繁荣，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与奴隶制有如此密切关系的纽约市，为何会产生援助逃奴的“地下铁路呢？这要从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激进废奴运动讲起。激进废奴运动兴起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对殖民废奴方案的黑人和白人福音派信徒。纽约市恰好汇集了上述两大因素。到年，纽约已经取代费城，成为自由黑人数量最多的城市，部分黑人领袖开始以集会、办报等方式宣扬黑人的“美国特性”和平等权利，反对和殖民废奴方案。福音派废奴主义者的大本营也在纽约，以富商亚瑟·塔潘和刘易斯·塔潘兄弟首的一批白人福音派信徒一直废奴运动重要领袖和资助人。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纽约的奴隶制反对者就曾以提供藏匿场所、法庭援助、媒体宣传等方式帮助逃奴和奴隶绑架受害人，但这些工作“是自发的、零散的、缺少统一的组织”。年11月，几位废奴主义者在纽约成立“有色人种警戒会”，标志着纽约市地下铁路的正式兴起。在诞生之初，警戒会的实际运营者仅有寥寥十余人，黑人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主要奠基者是一位名为大卫·拉戈尔斯的自由黑人。警戒会的经费绝大多数来自捐助，其中小额捐款主要来自普通黑人、黑人教会和“妇女文学社”之类的女性社团，大额捐款则来自约翰·杰伊、塔潘兄弟等知名的白人废奴主义者。最初，警戒会的工作重点是以法律援助的方式来打击拐卖自由黑人的犯罪行为。但是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这种手段收效甚微。于是，警戒会成员转变策略，开始竭力帮助逃奴逃脱追捕。拉戈尔斯的家就是一个逃奴往来的据点。他会收留很多慕名而来的逃奴，再将他们送到纽约上州和新英格兰。年，拉戈尔斯曾将一个名为弗雷德里克·贝利的逃奴带回家中，并让他在自己的家中举行了婚礼，随后又资助这对新人前往马萨诸塞州。这年秋天，这位逃奴给自己改了一个从此响彻美国历史的名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30年代末期，因与其他成员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拉戈尔斯离开纽约。在拉戈尔斯主持期间，尽管面临经费不足、司法环境恶劣、组织内部分歧等诸多矛盾，警戒会还是援助了多名逃奴，并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普通民众对逃奴的同情和对反奴隶制事业的支持。受纽约市警戒会成功经验的影响，费城在年成立了警戒会，美国废奴协会也号召成立类似的组织。在19世纪40年代，警戒会仍是纽约“地下铁路”的中坚力量。自由黑人依然是警戒会的核心。接替拉戈尔斯主持纽约市警戒会的西奥多·赖特是美国第一位拿到神学学位（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黑人，警戒会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雅各布·吉布斯同样是黑人。年，纽约市警戒会重组为纽约州警戒会。改组后的警戒会与纽约上州的逃奴援助组织之间建立了公开的联系，其资金援助多来自纽约上州。据警戒会公布的材料表明，在新警戒会成立的三年时间内，他们已经庇护和转移了名逃奴。在除了警戒会之外，19世纪40年代的纽约市还有另外一个援助逃奴的组织，其核心成员是威廉·加里森的支持者，灵*人物是悉尼·霍华德·盖伊。盖伊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他的家族在新英格兰曾赫赫有名，但在美国革命之后中落。盖伊年轻时曾进入哈佛大学，也曾远渡中国，试图闯荡商海，但都无功而返。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值得奋斗的目标”——与奴隶制斗争。年，盖伊当上《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的主编之后，迁居至纽约。此后，他的办公室就是纽约“地下铁路”的一处关节要道。年，以盖伊为代表的纽约市的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成立纽约的另一家逃奴援助组织——曼哈顿反奴隶制协会。纽约城的两个“地下铁路”分支虽属于不同的废奴阵营，但是帮助逃奴问题上，双方在大多数时候都友好合作。在其他的北部地区，各个逃奴援助个体和组织也有相互连接，群星点缀的势头。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开始纷纷用“地下铁路”来描述这些援助逃奴的人和组织。年，在南部蓄奴州的强力推动下，联邦国会通过了新逃奴法。新法全面捍卫奴隶主的利益，首次赋予了联邦*府捉拿逃奴的权力，且没有为可能被绑架的自由黑人提供任何保护。纽约市因与南部在经济领域联系密切，故而坚定地支持和执行新逃奴法。这引发了纽约市黑人社区的巨大恐慌，大量黑人移居到加拿大。纽约市的地下铁路也随之陷入低潮，大量的逃奴被引渡回南部，废奴主义者的处境艰难，不仅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人身安全也面临威胁。但是，新逃奴法在其他的北部地区激发了强烈的反抗浪潮，直接推动了地下铁路在全面发展。得益于此，纽约市的地下铁路也很快就恢复了生机。50年代中期，纽约市地下铁路的主要运营者是悉尼·霍华德·盖伊的组织，盖伊的办公室已经成为纽约地下铁路的中心站，连结了周边地下铁路的两大网络：一头是宾夕法尼亚东南乡村地区的自由黑人、贵格派废奴主义者和威廉·斯蒂尔的费城警戒会，另一头是新英格兰和纽约上州的警戒会。至此，纽约市俨然成为地下铁路的无可争议的中枢，这条复杂的网络贯穿了东海岸的城际通道，援助了来自马里兰、特拉华、弗吉尼亚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逃奴。19世纪50年代，有多名逃奴取道纽约，去追寻他们的自由。50年代末期，随着南北冲突的加剧，逃到北方的奴隶在不断增加。在北部的不少地区，年逃奴法几乎成为“僵尸法律”，“地下铁路”也完全有地下转移到地上。但是，因为与南部密切的经济联系，纽约的情况稍有不同。逃奴们在纽约仍然会遇到很多危险，南部引渡逃奴的案件仍时有发生。内战爆发后，大批奴隶不断奔向联邦*队寻求庇护。林肯*府被迫在年指出，联邦*府没有归还逃奴的义务。至此，联邦*府已经“承担起了地下铁路的工作”。地下铁路抵达了它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被《解放者》报称为“国家地下铁路”的康庄大道。至此，方纳清晰而完整地讲述了纽约“地下铁路”兴衰的历史，这是此书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对19世纪美国史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会对此感到意外。因为在内战爆发前，逃奴大多从上南部出发，取道主要城市，经费城，逃往纽约上州、新英格兰和加拿大，而纽约市是其中的必经之地。以常理而言，在汗牛充栋的“地下铁路”研究中，对纽约这一关键节点的研究必然已是“题无剩意”。事实恰好相反。目前的大多数地下铁路研究，都甚少涉及纽约。而19世纪四五十年代纽约地下铁路的情况，则几乎是一片学术空白区。问题的原因却极为简单：缺乏史料。这与纽约在整个废奴运动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在内战前，虽然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和美国与外国反奴隶制协会这两个最大的全国性废奴团体都将总部设在纽约城，但纽约并不是废奴运动的中心。因为纽约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一直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纽约的官员们时常主动帮助奴隶主抓捕逃奴，纽约城还发生过多起攻击废奴主义者的居所和集会的骚乱事件。废奴运动的骨干成员只有在每年召开年会的时候才会来到纽约城，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分散在纽约上州、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区等废奴运动的核心地带。因此，纽约城所留下的废奴资料非常有限。而且，为了安全考虑，很多长期活跃在纽约的废奴主义者都烧毁了自己的文件，使得原文有限的史料更加阙如。所幸的是，悉尼·霍华德·盖伊这位纽约地下铁路的关键运营者冒着巨大的危险留下了他的文件——《逃奴手记》。在这部手稿中，盖伊详细纪录了他的团队在到年间营救逃奴的状况，清晰地展现了纽约城地下铁路运作和纽约中转逃奴的状况。年，方纳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珍本手稿室偶然发现了这份材料，便由此揭开了纽约城地下铁路的秘密。去“神话”的地下铁路叙事对历史学家而言，要想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找到可靠的原始文献仅仅是漫漫征程的第一步。如何破除大众记忆和过往研究中存在的神话，对材料做出客观公允的解释，才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最大的难题。方纳此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参与破除了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中长期存在的关于地下铁路的神话，提供了一种尽量客观的历史叙事。从19世纪90年代起，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威尔伯·希伯特开始搜集和整理地下铁路的资料。这些资料分为两类，一类是地方报纸和档案文献，另外一类则是口述材料，后者所占的比重更大。希伯特通过口头访谈和通信的方式，从地下铁路的参与者及其后人那里搜集了大量回忆性资料。基于这些材料，希伯特在出版了地下铁路领域的第一部经典著作——《从奴役通往自由的地下铁路》（WilliamH.Siebert,TheUndergroundRailroadfromSlaverytoFreedom）。此后，希伯特的著作长期主宰着美国学术领域和大众文化中对地下铁路的想象，形成一个强大的神话。这个神话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强调地下铁路组织化程度。它认为在内战前数十年中，北部地区存在一个援助逃奴的地下网络，其站点星罗密布，从南北边界地区直达加拿大；各个站点之间沟通有序，组织井然；成白上千名铁路员活跃其间，通过各种密码和暗语相互沟通，密切合作。二是以白人为中心的浪漫化叙事模式。在希伯特及随后的地下铁路叙事中，一再出现一个类似的场景：夜半时分，逃奴猎手正步步逼近，逃奴们陷入绝望无助之中，英雄的白人地下铁路乘务员适时出现，要么给逃奴们指明北极星的方向，要么将他们藏在阁楼、干草堆、地窖或洞穴之中，然后将愚蠢的逃奴猎手糊弄地团团转。在这种叙事中，逃奴们的具体面目是模糊不清的，他们为何逃亡、来自何处、奴隶制带给他们何种伤害，我们不得而知。这一神话的形成，与希伯特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联。希伯特的专著写作和出版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当时美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个重要难题：如何在南部黑人重新丧失*治权利、种族冲突日渐复杂严峻的形势下，达成南北之间的和解、治愈内战带来的巨大创伤？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白人社会精英主导了一场重构内战集体记忆的活动，其核心是通过消解种族问题来达成南北和解。内战被解释为“白人兄弟间的争吵”，战争双方的目标都是高尚的（北部是为了捍卫联邦，南部是为了捍卫地方自治权）；奴隶制不是内战的根本原因，仅仅是战争中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黑人在战争中几乎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当时的各种纪念活动，比如老兵聚会、兴修内战纪念碑、历史参与者出版回忆录等，都一再重复和加深这种内战记忆，以缓解和消除种族问题给美国的现实生活带来的种种不适。希伯特的研究恰好与这一集体记忆构建活动相契合，形成了学术界与大众领域共同神话地下铁路的局面。一方面，为了分享内战这一“伟大事业”带来的荣耀感，很多所谓的地下铁路参与者及其后人在写给希伯特的信件中，都将营救逃奴活动描述成浪漫的故事，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们是高贵善良的英雄，屡次机智勇敢地拯救逃奴与绝望之中，几乎无一失手。希伯特在将回忆性材料作为历史文献来使用时，没有对其进行辨析和批判，导致了对地下铁路的夸大和浪漫化。另一方面，希伯特的研究成果在面世之后，又以其“专业性”的面目，增加了地下铁路神话的可信性。更重要的是，希伯特的研究迎合了社会大众对地下铁路的普遍想象，它不仅给了很多人将自己或自己的祖先置于他们所期望的历史叙事之中的机会，也能让人们回望光辉灿烂的历史，忘记种族问题正在美国社会造成的严重损害。于是，地下铁路的神话就破土而出，蓬勃兴起。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历史学家拉里·加拉出版了《自由线：地下铁路的传说》（LarryGara,TheLibertyLine:TheLegendoftheUndergroundRailroad,）一书，首次地下铁路的神话提出了全面挑战。首先，他认为希伯特的研究夸大了地下铁路的组织化程度。历史文献中所出现的关于逃奴营救网络的描述，其实是废奴主义者和反废奴主义者的共同使用的宣传策略，目的是让大众相信存在一个组织化的奴隶绑架集团。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中只有一些零星的逃奴营救活动，根本不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逃奴营救网络。在绝大部分时候，逃奴们在到达北部之前，废奴主义者几乎无力提供支援。其次，他认为过往的地下铁路叙事过于强调白人在逃奴营救过程的作用。在现实中，逃奴营救活动往往多由黑人领导。而且，对奴隶而言，逃跑意味着他们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真正冒险出逃、并成功获得自由的奴隶，数量其实非常少。加拉彻底打破了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下铁路神话。但由此也产生了另一个“负面”影响：在此后的30多年中，地下铁路逐渐远离学术中心。很多研究逃奴问题的著作，几乎只字不提地下铁路。90年代开始，学术界才重拾对地下铁路的兴趣，但相关的研究呈现高度碎片化的特征，大多聚焦于微观的地下铁路运营点和个体废奴主义者。这些研究虽然在不断推进人们对地下铁路的认知，但是仍不能回答希伯特和加拉所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比如地下铁路的性质、特征、运行方式。而且，学术研究领域和大众文化关于地下铁路的认知产生了严重分裂。在大众文化中，希伯特当年所开创的地下铁路神话并未完全被打破。在儿童文学、教科书、通俗文学作品和地方史中，浪漫化的地下铁路故事仍屡见不鲜。各类有关地下铁路的网站和历史景点不断涌现，以刺激性的营救逃奴的故事吸引访客。一些对地下铁路感兴趣的人还会在每年参加一个名为“全国地下铁路家族团圆节”的民间聚会活动，与人分享他们祖辈们的传奇经历。历史学家戴维·布莱特准确地道出了其中的根源：在大众文化中，“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历史观，即历史是一种进步性的装饰物，一段冒险但成功的历程，它能提升我们的精神，让我们的自豪。”[1]如何在学术领域内推动地下铁路研究，并进一步打破大众文化中的地下铁路神话，是摆在美国历史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这本兼具学术价值和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