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审核未过，发在此处）
读书生活
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期望20世纪的祸乱与动荡不会在新世纪重演，目前看来愿望已然落空。年初的时候，一个少年给我来信，说她和朋友们组织了“抗疫读书会”，让我推荐几本适合阅读的书。我记得自己推荐了两本，一本是约翰·巴里的《大流感》，书中讲述了年至年夺走全球数千万人生命的大疫。另一本是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他写的是人类与瘟疫之间纠缠难解的大历史。没隔多久，一家杂志的编辑邀请我写一写加缪的《鼠疫》，我就趁机把这三本书都重读了一遍。在我看来，人们要与瘟疫缠斗，既需要道德勇气，也需要开阔的视野以及专业知识，恰好这三本书的内容高度互补。就像《鼠疫》中里厄医生认识到的那样，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致命的威胁就将伴随一天，病原体“不死不灭，终有卷土重来的时候”，无论它被称为鼠疫、非典还是新冠。某种程度上，瘟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如同阳光下的阴影理所当然。
为了进一步认识公共卫生与疫情防治的原则，我重读了蒂姆·莫尔根的《理解功利主义》，还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主编的一本抗疫培训手册电子版，认真阅读了相关篇章，书名叫《疾病流行、突发事件和灾害中的伦理学》（周祖木等译）。公共卫生工作的最高准则是“尽可能地挽救尽量多的生命”，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面临很多困难的道德抉择。
很可能因为这样的思考，我在年四月动念写一本书信体的作品，想借机把自己觉得重要的人生问题捋一捋，也把我见证过反思过的人类状况写一写，以个人体验的方式传递给生于21世纪的青少年。到了年底书稿完成，我不知道能不能出版，就算对自己有个交代吧。所以今年的阅读，有相当一部分与这个写作计划有关。基于这一思路，我回顾了年的阅读，将其中比较重要的罗列如下。
首先是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作者在书中用国家比较的方法探讨了一个极其迫切的“要命题”——我们如何应对文明解体、社会崩溃和国家溃败这一类的巨大危机？给我印象很深的有几个国家，一是以小事大的芬兰，二是严重极化的美国，还有明治以来跌跌撞撞的日本。尤其是芬兰的经验让我在看待眼下的国际形势之时多了一份审慎。
在《剧变》中戴蒙德用了两章来讨论日本，可见这个国家的经验相当重要。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我又读了李永晶的《分身：新日本论》和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边读我一边想，到底有没有一种叫集体意志或者民族精神的东西？如果有，它和个体之间时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如何约束个人的？个体有没有能力反抗它？为此我重读了艾历克斯·英格尔斯的《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从中寻求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丝安慰。这让我在年底与一位外地朋友聚会时稍有自信地回答了关于国民性有无的问题：生活在同一种文化里的一群人，总是有一些有别于他人的共同之处。但这种共同之处绝非永恒不变的东西，也不具备毋庸置疑的至高价值。
暑假的时候，我把苏珊·奈曼的《为什么成长？》送给刚进高中的侄儿。这本书是我的写作参考之一，作者以一种新康德主义的态度看待青少年的成长教育，把理性精神置于社会传统之上。可是，康德没有孩子，我也没有，这样的人有能力探讨青少年教育吗？侄儿给出的答案有些尴尬——我疑心他根本没有打开过这本书，直到暑假结束。不过回想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也就释然了。那时候如果有人硬塞给我一本书，我多半也会抵触。这个经历提醒我，别太把自己眼下的写作计划看得那么重大，它对我的意义终究大过读者的收获。
同样属于写作参考的是马赛尔?达内西的《酷：青春期的符号和意义》，内容不算出彩。基本上我见证了“酷”（cool）这个字眼的整个演变史，老实说它已经丧失了内在的反抗性，蜕变成了商业上的口号和噱头，一如破洞牛仔裤那般新意全无。
今年除了写书，我还做了几场讲座，主题都以“视觉”为关键词，内容却难以用“视觉文化”这样的时髦术语概括。我讲了视觉的生理机制，也讲了视觉的心理机制和文化机制，还讲到了视觉策略在艺术领域和社会秩序中的不同运用。有听众觉得受用，包括建筑师、规划师和大学教师。也有听众感觉没什么意思，因为我喜欢讲“机制”、“系统”、“相关性”和“概率”，却老是不给出正确答案和最终结论。我开玩笑说，这部分听众不必浪费时间，完全可以在讲座的最后五分钟入场，因为那时候我肯定有确凿的结论，比如说下课或者散会。
讲座内容全凭我这些年的阅读和写作，尤其是至年我在《腾讯·大家》上写的一系列与视觉有关的专栏——这个媒体在今年初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纯属无心插柳，我本来想对传播学做一番审视，结果发表不了，只好转向视觉。不过我在讲座中还补充了一些新东西，启发主要来自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几本书，它们分别是《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万物的古怪秩序》以及重读的《感受发生的一切》，其主要目的是把视觉与人的行为做一个有机的连结。
有些听众感得困难可能还因为我在讲座的开篇引入了一个久远而陌生的名字“斯宾诺莎”，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斯宾诺莎说：“万物皆有努力维护自身存有的倾向”，我认定这句话是这个讲座的最佳起点。
与斯宾诺莎的观点形成有趣呼应的，是詹姆斯·拉伍洛克的著作《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这位另类科学家认为地球是一个超级有机体，像所有的生命一样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我把他们的看法与生物学中的概念“内稳态”联系起来，用来说明视觉的功能和意义。其实不仅视觉，人类的意识、行为以及社会都可以通过“内稳态”的角度去理解，因此我才把讲座的副标题定为《理解世界的视觉线索》。
一定程度上，我的讲座题目也可以称为视觉简史，为此我饶有兴致地读了易丹的《西洋景:欧洲的9个文化表情》，却对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没什么印象。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视觉中心主义”已经过时了，如今我们并不真的用眼睛看，而是用另外一些工具在“看”以及“被看”。手机、视频、影视和监视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观看方式。这些变化会怎么塑造我们自身？这个问题将持续吸引我。
与此同时，我对阅读这种主动观看方式失去了信心，虽然我还在为《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唐小兵著）这样的书籍撰写评论，但我认为阅读势必成为一种小众得近乎古怪的人类活动。在一场对话中，我和诗人凌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刚刚出版了书评集《汗淋淋走过这些词》。当时我提醒在座的听众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线下的讲座越来越多，线上的课程更是琳琅满目，可是一看统计，年成人的年平均阅读量不升反降，只有区区4.65本，难道听课可以代替读书，还是说二者只是不同形式的附庸风雅？我不明白。
应一家网站邀请,我也开通了视频专栏，试着参与这个“直播带货”的时代，结果可想而知。收获是有了动力去读一些旧书，比如萨特的《文字生涯》、E·M·福斯特的《现代的挑战》和《弗罗斯特诗选》。
有一次和诗人翟永明录节目，我们聊到了阅读和写作的式微，也谈到了当代诗歌的流变。大概是因为看到的曲折起伏太多，谈起来意外的轻松。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在节目里给年轻人提个醒，不要以为自己眼中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多读书多思考，人才不会被既有的框架限制住，才明白未来有多少可能性，而这也是我在那本完成的书稿中想着重表达的意思。很多时候，真假之间，善恶之间，对错之间，好坏之间，正常与反常之间，同类与异类之间，都需要自己通过阅读去理解去判断。比方我读安德鲁·斯卡尔的《文明中的疯癫:一部精神错乱的文化史》，就对文明与野蛮有新的认识。读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吃: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则让我对相对主义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读罗斯·金的《米开朗琪罗与教皇的天花板》，又使得我对权力与艺术的关系多了一份感悟。
疫情过后，我第二次见到彼得·海斯勒，他对美国的右翼民粹依然深恶痛绝，还称他认识的一位白宫前媒体人历来喜欢耍“小聪明”。我告诉他很可惜我还没看过他的《TheBuried》，他说他也没看到中译本，甚至不知道中文书名居然是《埃及的革命考古学》。受海斯勒的启发，我找到了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美国的反智传统》，于理解美国*治颇多助益。
对美国现实感到困惑的显然不止海斯勒，我在诺曼?马内阿的小说《巢》中看到了更多细节，这位罗马尼亚作家在美国旅居多年，既有异乡之情，又有异类之感，看问题自然角度独特。他的小说让我联想起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的一句话：“比起我们平常模糊的视野，有时疯狂的视角看得更远。”后者的《时间的秩序》相当美妙，算得上我在年读到的最佳作品之一。记得两年前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在白夜酒吧谈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我作为嘉宾和他讨论了时间的性质问题。如果当时我读过《时间的秩序》，或许交谈会更有趣。今年，阿赫托戈的《历史性的体制》也在国内出版了。
年认真读的最后一本书是敬文东主编的《记忆诗学：钟鸣研究集》。一位评论家说，在当代文学界钟鸣是一个谜。这本集子未必能解开谜团，却对谜团本身有比较完整的描述。
总的来说，相较以往，年的阅读有些支离破碎，我想大概跟整体的环境氛围有关吧。悲伤、黑暗、愤懑、混乱、分裂，希望这不幸的一年早日翻篇。
西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