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津观音寺山门欧福克摄影
成都最年轻的市辖区——新津区，原来是历史悠久的新津县，而且在早期天师道的宗教地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津是四处古治的所在地：稠稉治、本竹治、平盖治及平冈治（后者一说在夹江）。因此，我曾多次前往新津，对这块充满灵气和文化的宝地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新津四治中，唯平冈治没有留下任何遗迹，近年有同仁考证，认为此治并不在新津，而在夹江南安乡。稠稉治至今为道教圣地，故事也最多。本竹治和平盖治则均成为了佛教寺院的所在地，虽未能传承道教法脉，但仍属巴蜀的神圣空间。平盖治位于九莲山，地处新津永商乡宝桥村境内，有名驰遐迩的观音寺。观音寺创建于宋代，今因两座明代大殿中的壁画和塑像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比起道教平盖治的建立，这是很晚的历史阶段，但正因为观音寺的存在，九莲山的胜景至今得以保存。宋代道书《云笈七签》卷28有这么一段记载：“平盖治，山在蜀州新津县，去成都八十里。前山下有玉人，身长一丈三尺。昔吴郡崔孝通于此山学道，得飞仙。山西有大江，南有长山，北有平川，中有龙门。治应娄宿，阴人发之，治王千年。”据此，平盖治是仙人崔孝通修炼、飞升之所，在道教的传说和宗教地理中有着牢固的基础。一直到唐代，平盖治有道教宫观；据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新津县志·山川》，这座道观名叫岩滩观。然而，到了唐末，平盖治的道脉已衰落；虽然道观的遗迹犹存，但已经没有道士居住了。年，高道杜光庭（–）完成了一部《道教灵验记》，书中讲述了一则发生于年的灵验故事，说明当时平盖治的庙宇虽已无人经营，但仍旧有神灵守护，谁在那里做破坏或偷盗，都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这则故事的题目为《蜀州新津县平盖化被盗毁伐验》，按唐代的行文习惯以“化”代“治”。蜀州新津县平盖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长一丈，见则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饮之愈疾。化之上，当山之半有榑木，树径六七尺，居人常闻其下有考楚号叫之声，莫知所以。大顺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性本凶悍，不惧罪福，因值干戈，化中无道流栖止，乃殷拆屋宇，采伐林木，为樵薪以货之，固有日矣。一旦，诣山前僧舍中求水浆，以救其渴乏。僧素与相识，闻其声哀切，出门视之。见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缚，喉口喘急，流涕于口，问其所疾，答曰：“我为毁平盖化屋宇，斫伐树木，今有*衣使者，追捉击缚，将往榑木树下地狱中考问去，渴乏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与之，良久径去，死于榑木之下，乡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泉侧古迹雕塑二玉女，以为奇玩，传于人间，既无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毁拆。近化居人，见擒取盗玉女人生*入化中，其人遂风癞焉。（载《云笈七签·卷》）这则灵验故事提及的“僧舍”及僧人表明，唐末平盖治附近已有小型的佛教寺庙，但古治本身还没有转为佛寺。观音寺建立于南宋淳熙八年（年），有传说是张商英故宅转为寺院。张商英（–），蜀州新津人，北宋后期官员、*治家、文人，自己支持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宗教观。他撰写并编辑过道教文献，但又特别崇尚佛教，入了禅门并撰有《护法论》一部。据传，最初的观音寺是张商英的家族“舍宅为寺”，但这个说法似乎无法考证。九莲山平盖治观音禅寺重修记（碑阴）欧福克摄影最权威的资料是一通立于年并至今保存在观音寺内的石碑，上面刻有《九莲山平盖治观音禅寺重修记》一文。据此碑文，观音寺为“宋淳熙辛丑（年）创建，（……）吴都崔孝通修真于此，白昼升仙。杜天师讳光庭题诗。（……）惜毁于元季之兵燹。”到了明代，观音寺由僧人海金（碧峰禅师）恢复。碧峰禅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据说他常常来往于蜀王府，与蜀和王(–)关系密切。年，碧峰禅师已圆寂，福宾（大权和尚）与功德主（施主）赵子隆扩建观音寺。福宾圆寂以后，由圆彻、圆历二位徒弟继续修庙，并“由树富家，树植千株，逐渐完美。”随后，圆彻、圆历“遂谒去京师寺庙，广结同袍。于是圆纲、圆镜同心协力，诱诸檀越，大振山门。”在常住僧人、当地官员及社会各界施主的努力下，观音寺发扬光大，成为了一方净土及佛教圣地。毗卢殿（建于年）欧福克摄影自宣德元年（年）至弘治三年（年），观音寺先后共建殿宇十二重，其中毗卢殿两侧墙上之六幅壁画，系根据《圆觉经》中的十二圆觉菩萨绘制的。这些壁画风格以工笔重彩为主，由当年蜀王请宫廷匠人专门来新津监工绘制。年，观音寺维修围墙时发现“北京御用监匠见宫”字样，可见当时朝廷对观音寺的重建很重视。最后，在圆纲和尚的倡导下，凤阳府教授胡聪所撰《九莲山平盖治观音禅寺重修记》被刻在了石碑上，碑立于大明弘治三年秋七月中元谷旦（年7月31日）。碑文末尾一段文字曰：“上诚有益于教化；要之，义在得夫现津踔绝刻厉、勤笃材智之徒，能张其师之道，以致夫多助内省，诚所以飞亮杰构，凌切霄汉，殆与山川相辉焕，称名胜以南矣。不然，山自山，水自水，人物自人物，平盖治不过一荒山耳，将何以脍炙人口，使功德同流于不磨哉！”碑阴记录了诸位施主的姓名，且有杜光庭《访崔孝通不遇》诗一首：势压长江控八津，吴都仙客此修真。寒江向晚波涛急，深洞无霜草木香。江上玉人应可见，洞中仙鹿已来驯。龙芝凤草非难过，只要尘心早出尘。年，张献忠起义*入川，省内大部分庙宇尽为焦土。新津遭受的破坏非常严重，全县满目疮痍，荒无人烟。观音寺当时能躲过此劫，堪称奇迹，但因年久失修，亦破败不堪。康熙五年（年），知县常九经率众重修。乾隆五十年（年），又进一步培修。道光元年（年），复修观音寺正殿。所以，无论今天对大清王朝的评论如何，对当时的四川而言，清朝统治意味着休养生息、恢复正常、重新繁荣。然而，到了咸丰年间，观音寺又一次遭受损毁，原寺仅存十分之一二。咸丰末年，观音寺又来了一位高僧——道松大和尚。道松号德青，俗姓周，什邡县西鄙三十里丁家庵人。因为新津县众乡绅的推举，道松担任了观音寺的住持。当时“寺庙仅收租十五石，租钱一百千耳”，道松说得上是受任于危难之际。同治九年（年），重修无量殿，同治十年（年），修客堂、观堂、香积。从光绪元年（年）到光绪二十四年（年），每隔数年都有修建、装彩等工程，由于道松和尚联合了全国各地大庙，大力募化功果，加上精心的安排组织，观音寺面貌焕然一新，金身佛像，红墙铜瓦，灿烂辉煌，寺里的僧众又达到了二、三十人，宋明以来的盛况，再次重现于观音寺。民国初年，观音寺又呈衰落之势。后有本县比丘尼觉镜住持观音寺，她苦心经营，到处募化功果，其间得到了槐轩门人（刘门弟子）孙绍纬（字星五）的大力资助。观音寺僧众由比丘变为比丘尼即从此开始。民国二十五年（年），培修了大雄宝殿。尽管此时的观音寺没有明清时那么兴旺，但慕名来访的名人接踵而至。民国二十八年（年），梁思成先生来川康考察，在参观了观音寺的壁画以后，给予了“工整秀丽、备极妍巧”的赞叹。民国二十九年（年）底，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来新津，并写下《新津游记》一文，文中对观音寺的壁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新津县是刘门的重镇之一，因此观音寺获得了槐轩门人的关照，也一定受过刘门“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民国年间观音寺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弥勒殿、准提殿、地藏殿、接引殿、毗卢殿、太师殿（内有张商英、文昌帝君、关圣帝君、斗姥元君的塑像）、大雄宝殿（即观音殿）、无量殿、罗汉殿、千手观音殿、摩光佛殿。在道松和尚住持观音寺的时候，还修过玉皇楼、三仙殿、川主殿等；刘门或许在清末已对观音寺产生了一定影响。毗卢殿内曾贴过一副百余字长联，作者为刘门创始人、儒家学者刘沅（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槐轩，–）；文曰：溯赋界之维均，中外宁殊心性，天生至圣立极遐荒，守清静以示闲存，本慈悲而戒残杀，本当年化导夷俗之旧，概功利兴而民情厌苦，华夏聿起空门，自秦遇金人，汉求经教，唐迎佛骨，亿万众颠倒纷云，竞趋幻妄，楚英信奉滋之感，昌黎攘斥昧其源，意使学号异端，寂寞虚无相垢病。思物则之同具，古今祗此彝常，果证菩提肇基忠孝，净梵王足微家乘，檀特山匪弃妻弩，启后世讥议废伦之诬，惜浮屠盛而禅旨沦亡，阐扬赖兹上哲，故观音显迹，达摩面嵩，六祖传钵，数千载渊源绍述，尚有典型，程子称礼乐之遗，温公谓范围不过，可知功符儒理，定如般若漫寨嗷。跟巴蜀刘门的无数其他遗迹一样，此长联已荡然无存。观音寺于年被公布为四川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经过十年浩劫，仅存清代的山门、弥勒殿、接引殿和明代的毗卢殿、观音殿。改革开放以来，观音寺几经修缮，还新建有几座佛殿。年入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境况虽大大不如从前，但仍是一方净土。年6月25日，我背着大背包从新津老君山出发，来到了观音寺，在此住宿两天，并了解了平盖古治的近况。当时的观音寺有常住比丘尼15名，当家叫释广宣，系净土宗道场，年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寺里的比丘尼们很好客，斋饭也非常可口。我记得由于当时的天气很炎热，自己基本上没有胃口，但观音寺的素斋中有一道菜，大概是鱼香茄子的一种，茄子上薄薄一层辣椒油，使得再闷热的夏日里也能吃得很香。寺庙里有不少古树名木，树上的鸟语好似绝美的交响曲。观音寺的周围全是稻田和果园，夜间只听见数千青蛙的声音；真给人世外桃源的感觉。这一切也提醒了自己，天师道的二十四治不仅是神圣空间，其实也是世界最早的一种自然保护区。像观音寺这样保存较完好的地方，还真有早期古治的遗风。那次在观音寺，我很幸运遇到了新津文史方面的大专家——新津县文管所的颜开明先生。颜先生当时在观音寺常常做讲解，对寺里的文物了如指掌，而且有专门的办公室。他送了我两本有关新津文史的小书，与我分享了本地汉代崖墓石棺上“青龙白虎”画像的拓片，并邀请我用唐代铜钱打卦。打卦的结果是“正正反反反”，即“上上”——我完全不懂算卦，蒙颜先生破解，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他告诉我，他曾遇到过我的导师——柏林洪堡大学的常志静教授，常教授以前也来过四川做学术访问。颜开明是一位典型的地方学者。对于我自己在研究天师道二十四治的过程中还会采访和尚、道士，颜先生表示很不理解，因为居住寺观里的出家人一般对当地的历史并不太了解。虽然的确是如此，但在考察二十四治的现状时，仅仅考虑到学者的立场和研究成果，当然是不够的。颜开明和我即成朋友，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到现在，还常常保持联系，后来在新津也见过好几次面。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欧福克摄影观音寺最大的魅力在于，两座建于明代的大殿至今保存完好：毗卢殿和观音殿。毗卢殿是年修成的，里面供奉着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按照天台宗的教理教义是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毗卢殿内东西两壁的壁画为全寺的精华，绘制于明宪宗成化四年（年），包括十二圆觉菩萨、二十四诸天及十三个供养人像，以及佛龛背后的“香山全堂”，共7幅，共计面积94平方米，全部按照佛教《造像量度经》的规定来绘制。其画法采用了工笔重彩画技法，以天然的矿物质为颜料，以石青、石缘、硃砂、*丹、生漆、佛金和珍珠粉彩绘而成。所绘菩萨像，身材匀称适度，脸庞面润，凤目下垂，樱唇略闭；上身着短袖天衣，袒胸露肘，璎珞杂饰；下着长裙，褶纹飘逸，极有风韵。十二圆觉菩萨是密教崇奉的著名菩萨群体。这十二位有望成佛的圆觉菩萨，其实是佛教教义概念化的产物，是一种象征，是佛教使教义形象化而设计的，并非实有其人。观音殿（建于年）欧福克摄影文殊、观音、普贤三大士颜开明摄影观音殿则为观音寺的大殿，建于明宪宗成化五年（年），面阔五间，进深十架椽，殿内现存塑像共有尊，主供观音三大士和五百罗汉像。文殊、普贤跏趺坐在须弥座上。观音则跏趺坐在莲花上，下为独角怪兽，俗称犼。绕过观音三大士像，背后为峨眉山、普陀山和五台山全景深浮雕像。正中飘海观音手持净瓶，脚踏鳌头之上，置身在波涛汹涌的南海普陀山之中，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呼之欲出。塑匠大胆舍去了背屏、佛龛等塑造菩萨的程式和布局，而把观音摆在南海的实景中，极为壮观、生动。飘海观音欧福克摄影无论身处毗卢殿的壁画前还是观音殿的塑像下，人自然会产生浓厚的敬畏心。古老的佛殿吸收了几百年的香火，聆听了无数善男信女们的祈求和僧众的经咒声，这样的历史沉淀，如此强大的灵气，只能以“不可多得”四个字来形容。然而，观音寺这一“灵气”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文物，而是有香火、有人来朝拜、有出家众守护的开放寺院。假如观音寺中没有香烛的芬芳和温度，哪怕毗卢殿的壁画和观音殿的塑像保护得再好，恐怕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圆觉菩萨、文殊菩萨（作于年）欧福克摄影在毗卢殿大门右边的圆觉菩萨、文殊菩萨之间，有一个长方形的题记，其文曰：“四川新津县太平乡绘壁信士郑宏、同缘郑氏五、男郑希仁、郑希道、洎家眷等，捐资绘画圆觉菩萨、紧那、娑迦尊天一壁。伏愿夫妇修因有素，善业洪杰者。成化四年吉旦题。”这就是说，最右边圆觉菩萨及紧那（音乐天、歌神）、娑迦（六臂女神）二尊天的壁画是新津太平乡郑宏及其家人捐资画成的。清净慧菩萨（作于年）欧福克摄影清净慧菩萨下的供养人（作于年）欧福克摄影在观音殿正中观音圣像下的石台上有这样的题记：“新津县太平桥西街居奉佛喜捨信士江志先、同缘信女唐氏妙金、男江镒、次男五儿、男妇杜氏、孙男黑儿一家眷等，谨发诚心，捐资塑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一尊、佛堂一座、栋柱二根。专祈家门清吉，子嗣繁昌者。时维皇明成化纪年丁酉春在正月吉旦书。”这段文字记载了施主江志先及其家人的功德。由于文中出现次儿和孙子的乳名，这篇写于年1月15日的题记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观音寺这类题记很多，毗卢殿壁画中还有供养人的画像。这些遗迹至今向我们诉说着明代四川人的故事。参考资料：1.颜开明：《道教平盖治与新津观音寺》，《宗教学研究》.1-2。2.潘夕潮：《道松高僧与国宝文物观音寺的昔日风华》，《成都史志》.1。3.颜开明：《莲华接翠》（未发表）。4.李长清：《南河往事·新津观音寺的八百年沧桑》，“方志新津”-07-30。-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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